3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参加本届人大会议河北代表团审议时说，自己没想到“农民那么敢发表意见”。今年1月30日，温家宝前往河北承德滦平县视察。那一天，当地农民反映了不少问题，包括征地补偿价格低、大棚里的黄瓜卖不上价、养殖户的周转资金不足等。

　　对此，红网“红辣椒评论”栏目发表侯金亮的评论《农民敢于发表意见是一个国家的幸运》一文认为，一个关心百姓疾苦，喜欢听真话的总理，自然就会有敢于直言的百姓。该文首先批评了一些地方、一些官员视农民为素质低下、民智未开的惯性思维，以及动辄封锁消息的蛮横、恐慌做派。

　　但随即，该文便认为“当前中国一些官员的素质越来越低，而普通百姓的素质却不断提高，以前那种旧思维模式与行政方式已经不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得出“农民敢发言是很好的兆头，是国家之幸”的结论。

　　对这番评述和结论，笔者均持不同意见。首先，领导喜欢听真话与否，并不是百姓敢于直言的前提。无论在城市还是在乡村，最一般的民众也会基于自己的利益，以及智识、伦理认同说话，换言之，直言、真话一直都有，只是在位者、决策者愿不愿意听，是否坚持突破信息遮蔽去聆听。

　　更重要的问题是，《农民敢于发表意见是一个国家的幸运》一文将“百姓素质不断提高”作为改变“以前那种旧思维模式与行政方式”的推动，这种看似公允、正确的结论，实则是对民主政治的机械理解，等于重复了“公民素质决定民主实现程度”的错误观点。这种观点的危害性在于，在一个“官本位”、“领导说了算”风气仍大行其道的今天，将是否允许人民说话、允许人民说什么的话以及“给予”人民啥样的民主，都取决于领导对“百姓素质”的判断——这显然是不可靠的。

　　我国知名宪法学者蔡定剑近年来以大量著述，强有力的驳斥过这类论调。蔡定剑先生指出，通常被精英们扭曲为“公民、民主素质最差”的农民，对于民主选举，有着比城市居民特别是公民素质最高的大学生群体、官员群体而更高的热忱，这实则与所谓知识积累、公民素质无关，而是因为关乎切身利益，选举可以给他们带来利益和甜头，民主选举实践就是最好的民主教育。

　　这就是说，在总理面前，普通农民之所以可以冲破信息阻隔、无视陪同（视察）地方官的表情和感受，将真话脱口而出，主要是因为真话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跟素质是否提高没有关系。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亲民的作风、之前屡屡鼓励人们说真话并对发言者给予“保护”的先例，也给农民兄弟吃了定心丸——但即便没有此类的“定心丸”，关乎切身利益，该说的话还是要说的，哪怕是“逆鳞”。

　　事实上，与敢于说话、说真话的农民、上访户相比，城市居民、“被委员”进入两会议政行列的人们，之所以常常沉默寡言，也是因为现有的基层民主政治参与、参政议政制度安排，仍然有大量的官话、套话、场面话，仍然使人无法提起兴趣，仍然很难直接契合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真正当利益关切乃至切肤之痛袭来的时候，大家也是不会沉默的，哪里会听不到真话？厦门“PX”、广州番禺垃圾焚烧等公共事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