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政府权力便有机会无限扩张,听任相关污染企业私下生产,一手硬一手软,对企业手软,对维护生命健康权的百姓手硬。村民自己组织到城市去体检,却横遭阻挠。当地的污染企业擅自违法建设,政府曾责令其停止粗铅生产,企业被关闭,但后来这家企业死灰复燃。虽然当地政府公布了企业违法生产的情况,但污染企业暗自开工并非一日之事。为什么相关部门将眼睛只紧盯着合法维权的百姓,而对引发不稳定与上访之源的企业却一筹莫展?

《新京报》发表社论说,因为地方政府的GDP崇拜,造成了民间社会的冲突。地方政府有自己经济发展的焦虑,如果不能持续招商引资,地方经济就会停顿,庞大的政府支出就会成为问题,政府包括人大政协机构,都被捆绑在一条船上,可谓“同舟共济”。但纸包不住火,这么多的孩子严重铅中毒,政府突破的不仅是政治伦理与社会道德底线,也必将面临着追诉,不合法企业长期进行非法生产,政府没有及时予以制止,是不是一种渎职行为?如果政府及时处理相关企业,及时让受害儿童得到救治,还会造成无辜村民被拘留吗?

县委书记向记者发短信希望予以调解,能看得出来当地有意化解冲突,避免事件恶性化,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借助外在客观力量化解官民对立情绪的新路径。这条路径固然不一定成功,但尝试总是好的。除了进行这种尝试之外,仍然需要发挥地方人大政协的作用,只有人大政协回归真正的权力监督职能,约束公权行为,才能体现地方政治生态中的权力平衡。只有权力平衡,才有民间的和谐与安宁,权力独大,受伤害的只会是最底层的老百姓。这无疑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