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县大刘乡政府因不满村民徐林东上访状告乡政府，不堪其“找麻烦”，将其从北京抓回来以后，先后关进了驻马店市精神病医院和漯河市精神病医院，这一关就是6年半。此间，在诊断徐林东为正常人的情况下，医院为他强制进行各种“治疗”，且不让徐林东的家人接他出院。

近年来，上访者被政府送进精神病医院的消息，不止一次刺激公众的神经，而漯河的这一案例，再度让我们对现行精神病鉴定体制感到不安，也折射出某些地方基层公权力“脱缰”下公民自由权利的脆弱。

现代法治社会，人人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保障这种自由，需要公权力提供完善的规则治理，以消除公民在生活中可能遭遇到的各种威胁。而无论是民事权利的保护，还是国家的处罚性设定，都将公民的人身安全置于首要地位，或重点保护，或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从严规制。然而，这种“底线性权利”，却被某些人以“精神病”借口击碎。

作为同样有可能被鉴定为“精神病”的众生，我们不得不质问：大刘乡政府，何来认定精神病的权力？从人身限制后果上讲，6年半的“住院治疗”无异于6年半的“有期徒刑”。要知道，即便是司法机关，其定罪量刑也得严格遵守程序正义的要求。而此案中仅凭乡政府的意愿，就可以把人关进精神病院强制治疗，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正常法律秩序被完全破坏。大刘乡的公权强悍到如此程度，村民徐林东的私权势必陷入绝境，当地的社会安定及法治稳定又将从何谈起？

诚然，在政府权力的强大根系中，最基层环节往往是权力自我控制最薄弱的地方。但除此之外，更需要反思的，可能还是我国的精神病鉴定体制。

由于对精神病患者实行强制治疗，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精神病鉴定将直接影响到公民的人身自由，由此就必须经过法律的严格规范。然而，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除了涉及刑事案件外，并未对涉及普通公民的精神病鉴定作出规范，对于这样一个可能影响公民自由的认定行为，谁有资格进行鉴定，如何启动鉴定程序，鉴定错误应当承担何种责任，被鉴定者本人及家人有何权利，医院强制治疗的监督等等，在立法上近乎空白。正是因为旨在保障公民不被随意鉴定为“精神病”的各种规则缺失了，才造成现实生活中精神病鉴定的混乱，也使某些地方政府有空子可钻。

不单如此，由于精神病认定程序不严格，一些单位机构乃至家人都可能将利益冲突者送进精神病院，据报道，西安一精神病专家就被自家医院定性为精神病患者，这也折射出当前我国精神卫生立法的缺失。

个案悲剧令人激愤，但并非每一次都能进入公众视野，引起舆论关注。所以，尽快从立法上完善精神病认定的规则体系，加强对精神病认定的监督，不给公民权利保护留下规则缝隙，方是解决之道。

本报特约评论员傅达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