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方言，就是和标准语存在一定差异的地域性语言变体。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在作为标准语的普通话之外自然存在着丰富的方言，构成了参差多样的语言生态。由于各个方言之间差别巨大，给我们的交流造成了困难，大力推广普通话势在必行。但是，普通话和方言并不是非此即彼、有你没我的对立关系，推广普通话更不意味着对方言进行排挤和限制。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恰恰存在着这样的倾向，对方言影视剧的限制便是一例。

罢黜方言、独尊“官话”是一种文化上的专制，也是自绝普通话后路的做法。语言的生命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当我们写下经济、社会、文化、军事以及人气、写真、瘦身等词汇的时候，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这些现代意义上的汉语词汇都来自日语。外来语在现代汉语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外来语我们尚且能够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有什么必要歧视方言呢？方言是普通话保持生机与活力的一个源泉，事实上它也一直在发挥着这样的作用，“讨说法”、“大忽悠”、“不折腾”等得到广泛应用、被主流媒体接受并成为普通话的一部分，便是明证。语言的新陈代谢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自然过程，它受到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取决于语言使用者的自然选择。官方意识形态和规章制度的过度干预并非一种明智的选择，其效力也非常有限。

30年前，珠三角地区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经济实力快速增强，其方言也挟金元优势一路北上，“搞掂”、“打拼”、“煲粥”、“咸猪手”等已经突破地域局限成了全国性的词汇。方言进入普通话的过程也是自身重塑的过程。四川方言中“雄起”一词，本来是一个与性有关的词汇，10余年前它借助球迷的声浪从成都上空传遍全国，当2008年出现在“汶川雄起、中国加油”这样的标语口号中时，“雄起”已经完成了它脱色脱俗的蜕变过程，其中蕴含的悲壮与坚韧让人动容。“爽”这个词在闽南语当中本来是指性事之后的满足之感，但是现在时常被天南地北的男女老幼用来表示愉悦满足的情绪、“爽歪歪”更是成了某儿童食品的广告语，面对这个词，你还会联想到色情吗？和普通话相比，方言、俗语、俚语以及包括行业用语和网络用语在内的其他语言变体无疑处在边缘的地位，但是中心与边缘之间并不存在森严的壁垒，而是互相渗透和转化的，回顾历年来的流行语，不难发现这些边缘性语言变体占有很大的比重。

方言既是地域文化的载体又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它在艺术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果“山药蛋派”失去了其方言特色，它还能成其为派吗？电影《抓壮丁》若非采用四川方言，其艺术价值也将大打折扣。方言的艺术魅力也一直吸引着广大的受众，赵本山的小品成了“春晚”的救命稻草、《武林外传》等方言影视剧的热播，都说明了这一点。对方言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对地域文化的保护，而包括影视剧在内的大众文化产品在消费着方言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也保护了方言。

除此之外，方言更是文化身份的一个象征，“乡音无改鬓毛衰”，半生流离之后，主人公和故土家园的唯一联系全赖这“无改”的“乡音”。命途多舛、几度疯癫的徐渭晚年曾以“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自况。从东倒西歪屋足见青藤道人贫穷潦倒的生活境遇，而南腔北调人则反映了他困顿无着的内心世界。南腔与北调在徐渭身上的杂陈与对立恰恰说明了他文化身份的迷失和精神家园的破碎。

汉语方言的使用人口远远超过了普通话的使用人口，处在边缘地位的方言更应该得到保护。保护方言既是保护文化记忆，更是保护汉语的生命之泉。我们不光要对方言持开放和容纳的态度，对其他少数民族语言也应如此。因为文化的融合首先是语言的融合。在我国历史上不同的民族融合时期，诸多胡语、蒙语、满语词汇进入了汉语体系，但是自民国以来，究竟有多少少数民族语汇融入了现代汉语体系呢？相形之下，倒是有很多的外语词汇进入了现代汉语，这其中是不是暗含着一种势利的文化市侩观念呢？

能接受“卖糕的”(My God)，也应该能接受“额滴神”(我的神)。

（作者系西安外国语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