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网无情,但在一个向法治转型的年代,法律关系网今天还是凸显了往事依依、难以再得的人情味。
公民赵作海,终于被自己的生死冤家赵振晌自动宣告无罪。11年之后,被动成为“被害人”的赵振晌主动出现,轻轻推翻了沉重压在赵作海身上11年冤狱的如山铁证,11年来,要在中国找一个活着的被害人,其实不是那样难;11年前,对一具无名尸身做一个准确的DNA鉴定,也难不过那样高强度的刑讯逼供。一切简单的事情,有人往往要弄到极复杂之后才明白意义所在。
“我是无罪释放”,在赵振晌宣告赵作海无罪之后,庄严的法律也宣告了赵作海无罪,接受媒体采访时,赵作海好几次把释放证摆到胸口,指着证说:“你们看,你们看,最高法院,无罪释放。”
此前数日,赵振晌结束了自我放逐的逃亡生涯——他误认为杀死了邻居赵作海,十几年来以捡破烂为生,不知对方因“杀死”自己获刑。同是接受媒体采访,赵振晌声称对当年砍赵作海一刀并不后悔,“我不管他接受不接受,我教训他了”,对于事情的结局,他说出了农民式的智慧:“我是农民,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咋样。希望时间长了,大事能变小事。希望他出来了不要伤我。”他最后的希望是:“我就希望能治治这个病,公家能给我点医疗费,有点救济有点医保。我年龄这么大了,也没房子,也没孩子,谁也指望不上。”赵振晌之所以主动回到故乡,就是害怕病倒(偏瘫)再也站不起来,所以“趁着能动赶紧回家”。
一切看来,是两个男人的私人恩怨,就如赵振晌进行的人生总结:“我们俩都受罪了,都有损失。这样理解,他也有错,我也有错。两个人和好不容易,如果他愿意,我也愿意。”应该说,赵振晌对赵作海的情商教育是成功的,十几年前的赵作海“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和人吵架打架”,现在,“公家的人来慰问他,他会恭恭敬敬地站起来,手贴着裤缝,鞠一个躬,90度”,谈到冤,他说:“冤有什么办法?墙倒一路都歪。”谈到申诉,他说:“我还想,如果申诉出去了,弄不好人家再打我咋办。”
一个农民,把一生的情商总结为:“道歉不道歉的无所谓了,打罢了再道歉,也没有啥意思,你原来的疼也不能揭下来”;一个公民,把一生的权利总结为:“(追究相关刑讯逼供责任人)那是公家的事情。国家说他不行,他就不行,我说不行,也没用。我以前还是个劳改犯呢。”应当承认,赵作海有相当的智慧,或者说是一个农民全部辛酸的经验,原本指望“减刑回家”的他能有现在已是奢侈,与“治病回家”的赵振晌一样,他们对“公家”与制度都充满信任。
在私人恩怨之上,“公家”也受到良好的情商教育,除了相关责任人十数年来大多升迁之外,赵作海出狱之后,“先是乡里书记带来1000块钱;然后是商丘中院一位副院长递上包着5000元的信封,并鞠躬致歉;最后是商丘政法委书记率领中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一道前来,送上1万元慰问金”。与十几年前的刑讯逼供相比,与2002年8、9月间商丘市政法委组织专题研究会认为此案具备起诉条件相比,在制度之外,“公家”的人情味何其浓烈不言自喻。制度其实也是需要教育的,但如果仅仅是人情味的教育,那么十数年前制度表现出的不尊重权利、不尊重法律的缺陷,如今依然情何以堪——再多的人情味,也只是心理的弥补,用心理的抚慰来弥补制度的理性,这是最大的愚蠢与最大的恶俗残忍。
不管赵作海是一个怎样的人,但求“公家”,以后能不能不再“误会”公民的权利,那种代价实在是太傻太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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