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部分企业加薪引起的反响非常有意思：高层和普通民众对此大加赞许，但一些权威的专家却对此忧心忡忡，认为大幅加薪，在牢不可破的工薪界限上打开了缺口，必将逐步影响其他企业，外企加薪潮或将至，这样将使中国人力成本优势丧失，导致产业向越南、印度等地转移，从而最终影响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

坦率地说，这些权威专家的话毫无新意，早在数年前，《劳动合同法》尚在起草和审议中的时候，“劳动合同法威胁论”就流行一时，并且预测不出五年，中国制造的竞争力将因为人力成本比较优势的丧失而荡然无存，而这种威胁论在企业主和学者那里的确很有市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国劳动政策的走向，延迟了中国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

不可否认，依靠劳动力低廉的成本优势的“中国模式”虽然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但这种“利润挤压工资”的畸形分配模式，最大的弊端是人为压制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导致人为的产能过剩。由于收入太低，居民购买力低下，导致消费不振。而要使得这种模式顺利运转下去，则必须有一个每年都保证暴增的出口，而一旦出口消失，低工资模式将杀人于无形，导致“产能过剩”。因为国内居民在劳动报酬没有正常增长的情况下，不可能产生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消费能力，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经济学原理。

对于这种压低工资获得竞争优势，但在全球产业链中分享可怜的利润低端的发展模式，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初期，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当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并在国际上具有一定议价能力的时候，如果仅仅沉醉于这种偷懒的发展模式，吃老本，则之前累积的优势也将逐渐丧失。因此，近十年来，关于中国经济必须提速转型的呼声就不绝于耳，要求提高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和改变中国在利润的最低端的冷酷现实，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

不可否认，中国制造的崛起的确与劳动力的低廉不无关系，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在劳动力成本上的“绝对优势”导致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品更新换代上的过度迟缓，才导致了今天“中国制造”30年来面临的最大的转型危机。如果不是完全依赖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提前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改进，我们今天就不会面临如此转型的困境。因此，劳动力廉价与其说是“中国制造”核心竞争力之所在，毋宁说是中国经济的最大软肋。有几个简单的数字可以一目了然地说明这个问题：一是改革开放30年，GDP的年均增速远远高于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二是1997年~2007年，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降至39.74%；资本收入占比持续上升，企业营业盈余占GDP的比重从21.23%升至31.29%；三是从小时最低工资看，我国平均是0.2美元，而欧美等国是25—30美元。很显然，解决的关键是提高劳动力的报酬，提升居民的购买力，而不是为了企业的生存而继续挤压他们的工资报酬。

中国苦苦寻觅经济转型之道若干年，专家们为经济如何转型也开出了很多药方，提出了很多制度设计和路线图，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却一再昭示着一个尴尬的真理：真正推动中国改革的不是专家，不是管理层，而是基层自发的难以抑制的力量。是小岗村的农民而不是专家打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坚冰，依靠专家们的思路，要让停滞不前的收入分配继续前行，唯一的牺牲者就是广大的劳工。

“库茨涅茨曲线”也说了，在经济发展到某一个点，一定会有一个跳跃，这个跳跃首先就表现在对劳工的保护上，只有完成了这个跳跃，我们的社会才会往前进一大步。低工资的模式已经穷途末路，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再次飞跃的最大障碍。诀别低工资模式，最大的受益者不是劳工，而是中国经济，这个重大的意义将在未来若干年中被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每每提及，这些加薪企业，将以另一种方式永存中国经济发展的史册。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专家们和管理层没有下的决心，我们的劳工们帮他们下了。管理者要做的，就是顺应民意，尊重规律，提高劳动者的报酬，提升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整体生活水准，并倒逼中国产业升级和转型，这不仅仅是一份经济考卷，更是一份政治考卷和试金石，从各个层面考量着经济发展的民生含量和执政党对中国未来担当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