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的批判社会学家米尔斯就十分厌恶那些只具有“技术专家气质”的社会科学家。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中，米尔斯曾毫不客气地指出：那些“缺乏人文修养的人”，那些“非萌生于对人类理性尊重的价值指引了他们生活”的人，属于“精力充沛、野心十足的技术专家”。在米尔斯看来，人文精神和价值信仰是激发社会科学之想象力、“确立社会科学对于我们时代的文化使命所具有的文化涵义”的关键。而现今，“科层制的气质渗透入文化、道德和学术生活领域”，这种实用主义横行、功利主义作怪的状况是社会科学的重大灾难，技术专家式的学者们因其实用性取向不仅远离了社会学的想象力，也远离了社会学的思想力与行动力。

米尔斯的批判并不仅仅于局限于社会学，当我还在香港的大学里工作的时候，就曾深感到米尔斯笔下所谓的“科层制的气质”对于思想、理念无孔不入的侵袭和束缚。我所在的学校每年最自豪的成就，就是在泰晤士全球高校排名榜中又前进了几位。指标压力之下，博士、教授们都成为了论文生产线上的机器，一项课题可以就其中几个变量的异同颠来倒去翻炒出好几篇论文。更为甚者，这条论文生产线也讲究专业化分工，在某一社会科学系，有位副教授最为擅长统计运算，被奉为镇系之宝，因为系里但凡有其他教授的论文牵涉到复杂的统计分析，就好像装配某一重要零件一般，都必须交给他来做。他每年也因此会发表十几篇学术论文，但迄今鲜有一篇具有影响力和创新力。这种学术思想上的僵化，正是得囿于对工具理性的过度追求而忽视了人文底蕴这一本为内核的因素。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人文修养对于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强调知识自主性的分量，是因为我更加看重学者的公共责任。在我看来，作为知识分子的学者，他并不应该只局限于自己的专业学科之内，他也应该是一个行动者，应该关心政治，具有文化上的敏感，同时将自己的思想力投入到社会议题之中，去参与、去批判、甚或去改变社会运行的可能性，从而带动起大众，或者说是沉默的大多数的认知和思考。这一过程中，一个具有良好人文底蕴的学者，必然会秉承自己独立的价值标准，坚持自己的道德准则，而不委身于某一利益框架之下，“只有到那时，社会才可能是理性和自由的”(米尔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