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市调控重拳对高档楼盘而言可谓“鞭长莫及”。就在“沪十二条”出台后的首个周末，均价高达5万元的闵行“上海星河湾花园”项目高调开盘，其中最高单价甚至突破每平方米7万元。在开盘首日，星河湾花园有半数房源签订了定金合同。而面对近期再度趋严的房贷政策，大多数购房者坦言将一次性全款购房，因此根本就无需担忧政策的调整。

在普通商品房因第三波调控而陷入沉寂之时，高档楼盘的销售现场却火爆异常，这已经不仅是房地产行业自身的异相，而是国内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问题在楼市的体现。由此导致以贷款口径、税收杠杆为抓手的既有楼市调控举措，根本无法匹敌富豪们的财富胃口。房产调控政策的失灵表明，财产分配的公平性其实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真正瓶颈，包括遗产税开征、保障制度完善等在内的财富分配“削峰填谷”之举当尽早浮出水面。否则，不仅贫富差距还将进一步拉大，调控政策“无可作为”的问题也将会更加剧烈。

当多数工薪家庭为购房首付款而犯愁之时，富豪新贵们则以一次性结清数千万元的房款作为财富和身份的象征。但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可以有效地规避现有调控政策的“束缚”。一方面，一次性付清房款意味着这批购房者不必受首付比例提高、利率上浮等贷款条件限制；另一方面，楼市中的全额付款可以灵活地以他人的名义购房，为规避政策监管以及房产税新政预留了空间。

由此，当楼市新政掷地有声甚至波及到改善型住房需求的时候，富豪们大规模买房的投资途径却并未被封堵。社会分配的差距在楼市的进退之间，财富聚集程度却是进一步被拉开，这一态势给社会维稳、经济发展质量埋下了隐患。事实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国家也曾因致力于经济增长速度而忽视了收入分配公平，由于后续补救措施一直没有跟进，以至于“有增长而无发展”的问题积重难返。事实表明，单纯的经济指标的提升并不能够消除贫困、失业率高等现象，反而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从当前中国富人的财富支配特征看，为房产、奢侈品等自身消费可以一掷千金、毫不吝惜；然而，对于巴菲特等国际巨富的慈善晚宴却鲜有积极回应，对捐赠的认识更多地停留在“作秀”层面。两者之间的鲜明反差表明，中国富豪们尚未在精神层面成为真正的“贵族”。当然，我们并不赞同“仇富”心理的滋生，但是财富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却必须引起调控部门的高度关注。就此而言，包括社会意识引导、财务杠杆调节等工作已箭在弦上。

不可否认，在慈善事业方面，欧美富豪们乐善好施的心态让中国富人们望尘莫及，其背后是发达国家文化制度指引、税收调节综合作用的结果。在西方国家流传着一句谚语，“人富贵而死，死得可耻。”而且，西方人对“传承香火”的态度也比较淡然。与此同时，税收政策已经成为社会财富再分配的“调节器”。例如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奥巴马计划将个人所得税的两个最高税率区间提高到36%和39.6%，收入25万美元及以上的家庭，资本利得和股息税税率将从15%提高到20%。在美国，遗产税税率高达50%，如果一个企业向社会捐出善款，且善款数额超过应缴税收的10%，那么该企业就可享受减免10%税款的优惠。有鉴于此，美国富豪选择慈善事业，既能博得美名，还可能因相关善行而获得税收减免的实惠，可谓一桩“划算”的买卖。恰因此，如何让中国富人们在享受到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之后，真正向社会“反哺”已成为当下的宏观调控重点所在。

相关数据显示，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但是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而普通的工薪阶层则贡献了70%的个税。其间，富人们灰色收入大量存在，成为其逃避纳税义务的方式，也是引发社会矛盾的重要因素。其实，税收是一种社会强制的捐款行为，我国亟待建立一套针对高收入群体的税收监管制度。当前，国内遗产税付之阙如，社会财富分配“马太效应”难以得到控制，对缩小贫富差距毫不裨益。此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制度保障水平，也应成为主管部门当前的工作重点。只有社会“稳定器”全面发挥绩效，才可能抚平分配差距带来的社会不稳定矛盾。

楼市是社会问题的集中缩影，高档楼盘逆市热销，发出强烈的贫富差距扩大预警信号。就此而言，包括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内的改革举措，将能有效地提高我国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房地产市场需求也才能够逐步恢复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