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北京等大城市人口暴涨所带来的社会问题？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陈贵近日就此撰文表示，“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他说，北京要想成为国际化水平的都市，就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必须要有生态门槛：车子档次不能差，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

高房价下一片怨声载道，这个“砖家”却认为高房价是控制人口膨胀的生态门槛，为高房价大唱赞歌，自然赢得板砖无数。

这位陈会长口口声声要以高房价控制大城市人口膨胀，完全颠倒了事情发展的逻辑。高房价与人口膨胀的关系其实是这样的：因为大城市集中了太多的功能，又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中心，还是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并垄断了最多的资源和最好的机会，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人自然地都扎堆到大城市寻找机会和分享资源。于是有了大城市的人口膨胀，而人口膨胀又推高了房价。也就是说，高房价很大程度上是人口膨胀的结果。

这么多人涌向大城市，他们要住房，要租房，生活成本自然被推高了。房价飞涨有许多原因，政府垄断资源，腐败成本，房产商的暴利，炒家的推动，但人口膨胀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没有人口的大量涌入，没人买你的房子，再炒作也是很难推高的。也就是说，人口膨胀给城市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但对房产商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房产商实际上是城市人口膨胀最大的受益者。他们实际上巴不得人口膨胀得越厉害越好，刚性需求越高，房价就飙得越高。

作为人口膨胀的既得利益者，还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想去用高房价去控制人口膨胀；倒果为因，颠倒是非，作为人口膨胀的最大受益者，却说要用高房价去控制人口膨胀，这种伪善正是最让人厌恶之处。而事实上，高房价根本不能控制人口数量，只能筛选人口，并在筛选中改变人口结构。

如今有这样一种思维，一出问题，就寄望于经济杠杆去调控，用价格手段去控制，在成本上进行打压。比如，春运时人们扎堆回家，火车票一票难求，有关部门就准备涨价。黄金周景点人满为患，各大景点就说要保护景点，门票涨个一倍去分流游客。治理城市交通拥堵也采用这个办法，提高停车费，提高燃油税，准备收拥堵费。可实际上这个经济杠杆在很多时候并不起作用。春运时人们总要回家，票价再高也得搞一张。黄山只有一个，门票涨了，想看黄山的游客别无选择。已经花了很多钱买了汽车，停车费涨了人们也得用车。

同样，大城市的人口膨胀也是如此。生活成本虽然高了，但因为大城市集中了最多的机会和最好的资源，人们还是会往大城市挤。只要相比房价，大城市的机会和资源有更高的利益预期，人们还是会无奈地接受高房价，而不愿回到小城市。再说了，生活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并不一定要买房，租房也可以。租金高了，还可以到郊区去租，到邻近北京的河北省去买房租房，就像蚁族那样生存。所以，高房价是控制不了人口膨胀的。

高房价只会导致对人口的筛选，钱多的人可以留下来，可以留在四环五环之内，而钱少的人则被挤到城市的边缘，被挤得离开城市。然而，钱多并不意味着素质就高，就像许多一掷千金动辄在北京买下数十套豪宅的煤老板们，他们的素质很高吗？高房价挤走的不仅是穷人，还有许多充满朝气和理想，却又不堪房价压力的年轻人。就这样，高房价并没有控制住大城市的人口膨胀（毕竟中国有钱人还是很多的，房价再高他们也买得起，他们仍会涌往大城市），只是改变了人口结构而已，使大城市变成了只属于有钱人宜居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