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底，土地问责风暴仍在继续。昨日，国土部、监察部、人保部等三部委联合启动约谈问责行动，此次共约谈了12家土地违法县市的“一把手”，据说被约谈滋味很不好受。

滋味到底有多不好受，恐怕外人难以感同身受。但被畸高房价挫伤的民众，遍尝蜗居之苦。想来约谈的片刻局促，和高房价下民生之痛相比，算不了什么吧？

再者，被约谈者要能早点感念民生疾苦，痛下决心早出重拳，彻底从土地财政的病态快感中抽身，果断遏制虚高房价，也就不用尝被约谈的惶恐了。且在普遍高房价的语境下，矮子堆里拔高个，能稍见真章者就会被树为标杆，成为他人学习效仿的榜样。

可惜，这种风光暂时只能存于想象，还是先看看这些一把手为何被约谈。其实，这次约谈对象都是违法占地比例超15%警戒线，在全国范围内“严重超标排行榜”上都排名靠前的城市。也即，这只算抓典型，若稍有违法者全部约谈，恐怕会场圆桌都坐不下。

这不是玩笑，而是个很严肃沉重的命题。约谈并非始于此，这只是按着“7月督察、8月约谈、9月问责”问责时间表启动的。其实几个月前，就针对地方闲置土地，约谈过几个市长。可高调约谈后却是三缄其口的尴尬。“囤地清查”支票能否兑现，成了一个拉不直的问号。

企业易责，官员难问，一到实质性问责就卡壳。据说是因各方利益链条盘根错节，且阻力往往不在企业方面：由于政府原因造成闲置的比例大、协商查处难度大，结案率低。清查起来，牵一发动全身，“不是一个部委就可以完成的重任。”

虽然这次也宣称只要违法占地超15%红线，哪怕已调离的官员也要被问责，表态确实大快人心，可执行力如何，还需要检验。会不会碰到上述问责不下去的尴尬，谁也不能打包票。假如约谈只有建议建言能力，而无强硬约束力和现实执行力，显然承载不起民意期待。执行力是检验政策效果的唯一标准。既然国土部早确立问责时间表，约谈问责对象也扩大到省市县三级地方政府。问责如果真起到令行禁止的威慑效果，那么违法占地乱象必会大大减少。

当然，除了对官员的问责外，更根本的还是要涉及地方经济结构的调整。比如，切断依附于土地财政上的各种利益链。在违法占地、闲置土地之外，还应挤干其他房产泡沫，比如对于大面积空置房，也应有所觉察，可尝试以房产税试点等形式进行纠偏。只有在一系列组合拳之下，楼市理性回归才有希望。问责之风，才不会再遭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