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方能够宣示请假三倍扣钱，就是没有担心用工真正成荒，而是知道劳动力供应充足，春节的问题很快就会过去，找工的人总是很多的。同时，资方也很清楚，违背《劳动法》不会产生严重后果。工人面对这样的通知，心情不会好，但不得不接受，因为工作机会总体还是难得，而且工人的集体行动能力也有限。

这样，不管怎样，资方有利。工人按时离厂回厂，资方订单压力消除，这是上策。工人不按时离厂回厂，这是资方也不乐见的，但毕竟也降低了一些成本。这样来看，资方的扣款通知，确实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让工人按时到厂。但我们难道能说，因为这只是手段，而且目的合适，就要给予理解？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与企业的劳动合同关系的脆弱。在中国，民工与企业的关系极不平等，劳动用工基本上是临时的，很多人甚至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各种国家规定的用工保障也缺乏。这总体上加剧了工人的不利地位，但在春节这样的特殊时期，也短暂地使企业失去了有效管理工人的可能。

春节前后，有太多的企业陷入用工短缺，而民工归乡心切，回乡后又希望多待一些日子，他们与企业之间本身关系极为松散，且不谈对企业的忠诚和依赖，就是 “按时到厂”这样的基本管理，也未必在意。但资方的这种短时烦恼，并不足以使之与工人形成良好的劳务合同关系，因为更多的时候，让工人处于弱劳动合同保护状态，资方的收益实在是更大的。

春节确实是一个特殊的时节。这是中国的传统，中国人的心理节律、生活节奏、文化感觉，在春节集中体现。这个独特的文化，使人们毅然返乡，与亲人团聚，从而造成了按“全球化”组织生产的资方的短时苦恼，短暂地使人觉得民工变“俏”了。但事实上，民工的弱势地位是强固的，所以资方哪怕希望工人按时到厂，也不必利诱而只须威压。在“全球化资本”面前，甚至一些地方的政府都不无弱势，态度迁就，这就是为什么《劳动法》是一个可以执行不力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