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经过完了春节。但这几天，大家热议的话题还是与春节有关：是否应禁止烟花爆竹的燃放。

“禁方”认为：烟花爆竹噪声扰民，污染空气，易引发火灾和伤亡；甚至将之斥为“有百害而无一利”的“陋习”。的确，放烟花是有“外部性”的，是不能用“这是个人自由”来辩解的，因为消极自由是以不影响别人为边界的。而反对者则认为，这是“理性的僭越”，放烟花是维护文化多样性，保护民俗传统。

“禁方”有一种态度值得注意，就是希望政府出行政命令，或者立法，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话题的争论。这未免有些“致命的自负”。其实，回顾烟花禁与弛的历史，我们能明显看到，政府的管理与民意之间有复杂的博弈：政府决策应体现社会共识，实现不同利益诉求的共赢。

改革开放之前，放爆竹作为旧民俗，受到压制。到了1980年代，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旧民俗也开始恢复。但，春节大规模的燃放烟花，对当时上海的大片旧城区造成严重的消防隐患。于是1988年底，上海市政府就此第一次作出规定，严禁在中山路环线内燃放。1993年，上海改变了“一刀切”的做法，改为限时限地燃放。

1994年前后，全国各地纷纷祭出“禁放令”，比如北京施行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城区全面禁放。当时，各大城市都制订了“禁放令”，甚至像河南省安阳等三线城市，也搞了禁放。

当时的“禁放令”，引发了民意的严重反弹。据当时央视报道，除夕夜北京700多平方公里的禁放区内，全被火光和硝烟所笼罩，“禁放令”成一纸空文。法学家贺卫方教授对此评论道：一项法规遭到公民的集体践踏，大致是因为法律本身很糟糕；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在立法时要充分反映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