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2日上午，一老人在遵义街头眩晕倒地后，附近多名行人见状后都只围观不敢伸手搀扶。后来三名男子相互口头约定：必要时相互证明老人摔倒与自己无关。达成口头承诺后，几人联手将老人扶起送到了医院，并与老人的亲属取得了联系。（2月13日《贵州都市报》）

社会在发展，人情却日显冷漠，不断曝出的善举遭诬个案，让善良的人们纷纷感叹“好人难做”，这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回避的道德困境。在建立一套道德监督机制来厘清好人与坏人，让行善者解除后顾之忧，让作恶者无机可乘之前，对于有人做好事前约定互证清白的做法自然也毋庸苛责，毕竟保护好自己才可以更好地去保护他人。只是如果每一次做好事前都需要三思后行，并演化成一种社会公论和人们的一种行善习惯之后，我不知道有多少“三思后行”下的行善仍旧会变得有意义？抢救落水者前“三思后行”，眼睁睁看着溺水者挣扎；遇到车祸伤者“三思后行”，浪费了宝贵的救援时间；路遇突发疾病者“三思后行”，耽误了抢救的生命速度……如若这样的话，我真不敢判断，“三思后行”是寓含了人际道德的沦落，还是助人为乐的理智？有一种救助叫本能，我们毋需责难做好事留一手的行为，但面对一些突发性的、需要抢时间争速度的急救，还是不要三思后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