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日前在列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时表示，现在的“裸官”要报告，并对“裸官”会有特殊的管理措施，“如果你是‘裸官’，你在因私出国时会有特殊要求，因公出国时也会对你加以注意，在你和配偶、子女所居住地联系等方面要有一些特殊的管理。”（据3月6日《新京报》）

这无疑是一个反腐败的重大利好消息。这些年，孤身一人留守官位，而把妻儿移民国外的“裸体做官”现象，曾引公众广泛关注。其中一些官员制造的腐败事件，令人震惊。特别是当初温州的那个区委书记杨湘洪，在把妻儿安排出了国后，也找机会溜出境，然后滞留不归，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现在对“裸官”将采取特殊的管理措施，我们也由此期待能将之完全纳入制度反腐体系。

尽管马馼现在尚未解释“特殊管理”的具体内容，但从她同时强调“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的财产状况要申报，他（她）们的配偶、子女境外居住、就业也要申报”，这其实就意味着，打击“裸官”腐败将有着更为理性的制度反腐体系进行支撑。由此，我们自然可以期待，通过相关制度配套，来真正从根本上铲除“裸官”腐败现象。

不得不承认，过去一些地方在对“裸官”监管方面，缺乏系统规划，甚至给人做表面文章的感觉。比如，为防止裸官腐败，深圳此前曾开出了一剂药方——规定配偶子女移居国外的官员不得任正职，结果招致舆论一片嘲讽。原因很简单，不让裸官任正职对遏制裸官腐败来说，在逻辑上存在错位关系。毕竟，官员配偶子女也有自由选择生活的权利。而不让“裸官”任正职，这种方式包含着某种有罪推定的思维。更何况，“不让任正职”并不意味着相关权力就能得到充分监督，事实上也有不少官员的重大腐败案就是在副职位置制造的。

尽管很多人把“裸官”看作是外逃贪官的近亲，但必须承认，“裸官”绝对不应等于贪官。要甄别裸官到底是不是贪官，也不能简单地依靠表面的“裸”与“不裸”。过去一些地方在“裸官”监管上存在不力，说到底，还是因为偏离了制度反腐的轨道。如果不能老老实实把制度反腐的根本问题解决好，不能让权力在民主法治轨道透明地运行，不能让像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这种切实有效的制度顺利出台，就必然会在类似“裸官”监管的问题上长期纠缠不清。

当然，反腐败不仅仅需要制度方法，同时也需要执行决心。毕竟，反腐败本身就涉及到种种复杂的利益博弈。但无论如何，既然贪腐官员是在以权谋私，是在掠夺公共利益，最终就不应该也不可能逃脱来自制度正义的惩罚。现在将对“裸官”进行特殊的管理措施，并在“相关官员财产状况申报”问题上也将迎来重大转身，这一切，也都表明国家在反腐败方面的重大决心，让公众期待权力能够真正站在公共利益的立场上，来提供优质的服务。

总而言之，我们期待管理“裸官”能够完全纳入制度反腐体系。此次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马馼表示对“裸官”进行特殊管理，并强调要为官员财产申报和社会管理建立基础的制度支撑，就让我们对此充满信心。而这些举措最终也一定能为制度反腐提供重要的切口与支撑，让权力更好地在民主法治轨道透明地运行，不再让“裸官”监管陷入到过去那种错位与迷乱的现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