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通过微博反映，四川省巴中市所辖通江县、南江县、巴州区、平昌县等四县区存在“超配县长”的问题。该微博称，这四个县区都是国家级农业贫困县，经济总量不大，但是却有44名正副县长。记者在访问政府网站之后发现，网友曝料基本属实。

巴中市存在的县级领导干部超编现象，其实并不特别“刺目”，因为在此之前，早就有多起领导干部超编的新闻见之于世。从湖南溆浦县的“最大县政府”，到辽宁铁岭市的20个副秘书长，从山东沾化县的15名县长助理，到河南商水县政府办公室的28名“秘书”，超编问题似乎已是老生常谈，不但不新鲜，甚至连人们的不满都在趋于麻木。

有人给“县太爷”超编现象算了一笔经济账，如果像巴中市的四个县区那样，每个县超配3名县级干部，则全国每年就要多消耗9亿元的财政资金。这样的算法其实还是比较保守的。如果结合“三公”消费的居高不下来看，超编人员在政府开支中所占的比重，很可能是无法彻底搞清楚的糊涂账。

县级干部超编普遍，当然和政府预算的弹性很大不无关系。领导干部只要谋到了一定的职级岗位，编制从来都不是问题，薪资和公务支出同样能够得到保证。政府预算为超编人员留下宽裕空间，或者财政预算为超编干部实行追加，执行起来都很方便。这样的预算制度实际上不能对超编现象起到任何制约作用，多出来的那些副县长或秘书长们，也就成了财政支出的一个大窟窿。

如果深入个案、了解内情，就会发现，超编的副县长和县长助理其实各有各的来头，各有各的说法。有的是为了照顾人情，有的是为了平衡关系，有的是专业安置，有的是上级挂职，有的甚至仅仅为了混个级别便于退休。多出来的副县长们不能没事可干，于是就只好把领导分工搞得更细一点，或者另外“设计”出一项主管业务。因人设事的结果，是政府机构的重叠和政府工作程序的繁琐。一系列官僚主义习气，以及利用职权寻租的倾向，都可能从领导超编现象生发出来。而更为隐蔽和更为恶劣的问题是，领导超编往往与买官卖官和权钱交易存在联系。一些人花大价钱捐得“县太爷”的职位之后，通常会通过勒索下级的方式填补自己的亏空。“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官场腐败生态链，也就是在这样的人事任用方式下慢慢形成的。看到了这样的“生态灾难”，就不难注意到，官员超编现象对行政体系造成的内部损耗和败坏，远远比消耗几个亿的财政资金更为严重。

副县级干部的任命，未必都是由县里说了算。副县长超标严重的地方，问题的根子往往在其上级政府。但总的看来，领导干部超编的症结，仍在于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的完全缺失。无论多么无能的干部，只要没有因重大过错被开除，总能混到一定的级别，钻营到副县级岗位也并非难事。行政体系一方面需要新鲜血液以维持其正常运作，另一方面又不得不给原有的庸员、冗员一碗饭吃，结果就造成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队伍的不断臃肿。有数据显示，近年来的机构改革虽然撤销了一些部门，但干部总人数仍呈增多的趋势。平均每次机构改革，财政都要增加15%的开支。而整个公务员队伍，每年则以20%的速度在增加。这种只进不出、能上不能下的体制潜藏着怎样的风险，其实是不言而喻的。

领导干部超编现象的根本解决，有赖于公务员正常退出机制的建成和完善，但这方面的工作进展缓慢。在此之前，实行更严格的预决算制度，引入良好的外部监督，有可能对超编现象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从近来的一系列案例看，舆论监督的压力和行政体系内部的“压力”相比，似乎有点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