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香港倡导环保理念，决定减少一次性塑料袋的使用量，开始征收塑料袋使用税。最新调查却发现，虽然有些类别的塑料袋使用量确实降低了，但胶袋使用总量却上升了，塑料的消耗量随之增加27%。这种意想不到的结果实在让人大跌眼镜。从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整个过程来看，很难怀疑港府支持环保的诚意。普通市民在购物时要么自带购物袋，要么心甘情愿地花钱购买塑料袋，也表现出了对环保理念的认同。但是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是否有办法避免呢？

与香港此次政策失败的情况相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1989年，美国埃克森石油公司发生严重的海上漏油事故。事后，美国沿海各州纷纷通过法律，要求石油运输者对漏油事故承担无限赔偿责任。结果，壳牌公司为了规避这项风险，不用自己的运输船队，反而雇佣小型运输公司。其他石油公司也纷纷模仿。而小型运输船队的油轮往往质量很差，更容易发生漏油事故；更严重的是，因为船队规模小，事故一旦发生，船老大就可能弃之不管而逃逸。结果是，新法律不仅没有遏制漏油趋势，反而使情况恶化了。

还有一个例子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为应对严重的醉酒驾车问题，美国提高了对醉驾的刑罚。醉驾司机为了逃避刑罚，在发生交通事故后，纷纷逃逸，不少人在逃逸的过程中，又造成更严重的交通事故。因此，美国不得不加大逃逸的刑罚标准。但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逃逸者面对更严重的惩罚，只会更加想方设法逃逸，提高了追捕的难度。更令人深思的情况是，有研究指出，死刑不仅没有遏制恶性犯罪，反而可能因为死刑的存在，而导致连环杀人案增多，因为杀手们可能倾向于认为“横竖都是死，不如多杀几个”。

这些案例都说明，政策制定者仅仅依靠“好意”无法制定出有效的政策。马克思的墓志铭上刻着一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但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人类对发展方向比以往都更加坚定，对应当追求的价值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明确。但是在如何通往那些方向，如何实现这些价值的问题上，我们却常常显得非常笨拙。难怪哈耶克才会说：“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世界上许多最有害的行动的根源，常常不是那些恶人，而是那些品格高尚的理想主义者。 ”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为任何理想而付出任何行动。而是说，要最终实现目标，谨慎比激情更为重要。这种谨慎体现在决策过程中，除了要在决策前细致审议以外，还要对决策的结果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态，不因权力的傲慢性和道德的优越感而掩盖政策可能带来的不良后果，在错误政策上一意孤行。

在复杂社会中，不论人类的认识能力有多强，都无法制定出完美无瑕的政策，也就是说各种出乎意料的政策后果是不可避免的。聚集了全世界顶尖人才的华尔街所引发的金融风暴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这个规律一方面提醒我们应当尽量减少政策干涉，另一方面则告诉我们，当干涉是必要的时候，要保持决策结果的开放性，保证制度具备及时纠错的能力。

好制度和坏制度之间最关键的差别也许不在于决策过程，而在于如何对待错误的决策后果。正如波普尔所说：“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结果是我们都更加接近了真理。 ”如果某一方自称永远是正确的，真理也就变得遥不可及了。香港的塑料袋收税政策确实存在问题，但这不足以证明香港的决策制度是不合理的，还要看有关决策者是否愿意坦诚且迅速地承认错误、修改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