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媒体监督作为问责依据，把百姓呼声作为问责条件，把群众满意作为问责要求，意在堵住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后门，增加干部履职尽责的动力。

《北京市行政问责办法》在公开征求意见后正式颁布，10月1日起施行。它和此前颁布的《党政领导干部行政问责规定》一道，成为约束北京各级干部行为、促其忠实履职的紧箍咒，有助于重塑和改善各级行政人员的公信力和公众形象。

我们欣慰地看到，在这部地方性问责办法中，对民意有了较为直接的回应。比如，增加“媒体监督”这一问责启动的重要渠道，保留“百姓投诉、检举、控告”这一问责启动的重要途径，新增“责令道歉”的问责方式以回应公众期待。

在行政问责中增加民意的权重，甚至直接以悖逆民意为启动问责制度的依据，以赢得民心为直接问责方式的归依，这确是问责制度的一大亮点，是制度理念和制度设计的一大进步，是对“民意不可违”“民心不可忤”等执政理念的具象化、制度化。北京这一步走得切中时弊。

在以往一些地方的行政实践中，面对引发集体关注的公共事件、重大事故等，一些干部往往无动于衷不予理睬，不仅伤了民心，也使干部公信力下降。这与权力的傲慢与霸气有关，亦与问责制度的缺失有关。

近年来，尽管一些地方也在回应热点事件，但一些官员的缺乏媒体素质、不适应新媒体环境及被动、尴尬、迟钝、不知所云的状态，引来网友讥讽哂笑。这些情况表明，干部的信任危机亟待破除。而直接对民意民声进行制度性回应，则是建立官民良性互动、重塑干部形象的重要保障。

在行政实践中，从中央到地方都曾强调，“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群众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但这只是洞开前门以引导，指明的是努力方向，是一种牵引力。只有同时堵住后门以惩戒，指出各种雷池、红线，才能增加干部履职尽责的动力。

在这个意义上，北京把媒体监督作为问责依据、把百姓呼声作为问责条件、把群众满意作为问责要求，意在堵住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后门，增加干部履职尽责的动力，亦是促使干部“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的必要制度设计。

在各种问责制度中，如果能更多增加民意权重，促使干部不敢不重民意、得民心，进而高效、及时地启动问责制度，那么，一些地方群众上访多发、群体性事件增多、干群矛盾尖锐等问题，或能得到明显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