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频陷“自杀门”，随即加快向内地转移沿海生产基地步伐之后，全球最大代工企业富士康一度从大陆传媒中“淡出”，人们也渐渐把富士康遗忘。

然而，富士康从来不缺新闻，而且还是制造新闻的高手。就在上周五，其掌门人郭台铭，在深圳参加富士康万名员工街舞晚会上用近乎漫不经心的语调披露：未来3年间，富士康将增加生产线上的机器人数量，目前富士康有1万台机器人，明年将达到30万台，3年后机器人规模将达到100万台。这些机器人主要用在喷涂、焊接、装配等流水线工序，取代人工劳动力之后，富士康生产效率将大幅提高。

郭台铭不加掩饰地宣布，富士康深圳总部也将加速转型，其雇工达40万人的深圳龙华、观澜两大代工基地，将成为产品技术研发、销售展示、人员训练、模具制造、新设备与自动化制造研发中心。郭台铭没说的后半句话是，届时深圳富士康使用普工的人数将大幅减少。

郭台铭披露的用工战略转型信息含金量很高，可除新华社发一豆腐干消息外，很遗憾大陆媒体也以集体的“漫不经心”不予理睬之。

郭台铭所言的机器人无非是流水线上半智能化的“机械手”，可一旦实现了机械手与人手之间一对一的置换，对于在大陆20余城市共有120万雇工的富士康，至少可置换出50万个以上的雇工岗位来。

对于郭台铭，这个置换带来的正面效应可谓一石数鸟：劳动生产率提高自不待言；工资集体谈判、员工维权这些个大陆媒体紧盯的“麻烦事”甩掉一大半；员工“四险一金”、集体宿舍、文化娱乐、吃饭洗澡等样样要现银的“刚性负担”也卸掉不少；而大量使用机器人信息的传播，还额外增加了“内地富士康”们向所在城市政府索取更多优惠政策的议价能力。

对于以引进富士康为荣的各座城市的政府，尤其是“自杀门”后动用了超额政策优惠手段，费尽心计请富士康“入瓮”的城市政府，招商成功的过分喜悦无疑因此而倒吸了一口凉气。纵然，深圳代工基地可大幅度使用机器人，“内地富士康”同样可照搬效仿——这一效仿作为郭台铭手上的“议价牌”，其独有的功能在于：目前重庆富士康与深圳、上海近郊昆山富士康等相比，工资、奖金、福利开销大体相当，以综合用工成本计，重庆富士康雇佣一当地籍员工，每月用工成本没3000元压不住，而昆山富士康综合用工成本也不过3200元上下。如此一来，面对富士康提高生产效率所包含的多重“利益选项”，在沿海与内地税收优惠都呈基本用足的现状下，内地城市要阻止或延缓富士康的“换手”举动，必须在行政收费环节和地方建设基金征缴环节给予富士康更大的优惠，致使千方百计引进富士康的城市所获的最终收益，很可能只局限于为当地解决了阶段性农民进城就业的政策目标而已。

现如今，不论沿海还是内地，地方政府都在高喊加快生产方式转变，殊不知，郭台铭发出的“机器人信号”，看上去只限于生产组织方式转变，但其实质却系地道的生产方式转变的重要内容。很可惜，内地政府对此的敏感程度很可能远不如富士康那样的跨国代工企业。

“机器人信号”对内地后发展城市提出了新的警示：单靠抑或继续过度依赖土地、税费等优惠政策吸引沿海产业向内地落户的发展思路，已面临“郭台铭”们的挑战，在这种新挑战面前，内地无限度“优惠招商”曾经带来的发展“时空”正在变“短”和变“窄”，而可以预计的是，更多在华外资代工企业也将步富士康后尘，走上提升生产效率压缩雇工数量的新途。这是各地政府在发展与转型纠结中已然面临的又一个棘手矛盾。若再跳不出粗放式、低水平发展的窠臼，新旧矛盾的纠结将越结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