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短命政令为何无法长寿？若一种政令，从制定到出台，本身就违背民意，引来民怨沸腾，此政令不短命才怪。再者，如果政令不为人民而令，仅仅代表组织方的意见，如此政令何以长寿？即便政令制定基础是好的，但脱离实际，远离问题，犹如“空中花瓶”似的政令，简直就是“一纸空文”，自然只能“胎死腹中”。要说，我们公共政策的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还是在管理上，主要是为方便更好地管理，更是为迎合百姓的需求，在检验政策的制定者是否真正跟上了社会进步的步伐，是否真正体现了百姓的意愿，这是最关键的核心问题。

第三，政令基础怎能远离问题？可以说，违背民意和脱离问题的政令，不仅百姓不满，最终无法履行和执行。即便强制推行或执行了，必然引起社会的对立与之抗衡，从而政令只有成为摆设。对于这种政令，不出台即好，出台则废，否则既害己又伤民。同时，要严把政令的出台机制关，实际上，我们对政令本身涉及的利益主体有无充分“考量”是核心要素，对执行之后产生的社会效果有没有预判的问题。只有通过调查研究和论证后，才得以确认。若政策的出台和执行缺乏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表面上看是老百姓无所适从，实际上则是老百姓对政策的制定者降低了信任。可以想见，脱离实际的政令，往往明知不对却偏要执行，“搞晕”老百姓的同时，政府的权威性、公信力和形象也随之沦落。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令而难行，宁勿令也”、“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如果政令朝令夕改，既有损政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还有损政令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更影响到政府的公信力。政府需在政令出台前做到“谋定而后动”，充分考虑“民主、法治、人道、科学、服务”等诸项依法行政的要求。在政令出台后做到“谋错而惩戒”，以问责制减少行政机关制定政令的仓促与恣意。

综上，面对频频涌现的“短命”政令，要从中接受深刻地教训，从制定政令本身就要树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科学指导思想，从制定基础开始，就要充分倾呼民声民意，政令要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与相关利益，既要科学论证，又要力求完善。宁可慢些再慢些、稳些再稳些，凡制定和出台每一部政令，都不要抢、不要急、不要慌，更不要仓促出台政令，否则即出即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