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劳务税”建言难能可贵

在《新民晚报》上读到全国政协常委郑惠强先生的一番言论，发现终于有人关注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并为之建言了，不由得眼睛一亮。

记得前年广东省“两会”期间，因为省国资委主任“勇于在聚光灯下公开拿自己说事、勇于公开代表本系统的利益”，受到《南方周末》署名“锐圆”的文章赞扬。对此，我曾写过《“拿自己说事”的局限》一文提出疑义。在我看来，参加“两会”的人员，仅当“摆设”固然不好，如果只“拿自己说事”，只“代表本系统的利益”，也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不是党政领导干部，就是各界“成功人士”，都去“拿自己说事”了，都去“代表本系统的利益”了，那么，非“成功人士”者的利益又由谁去“代表”，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的待遇，又由谁去为之仗义执言？

郑惠强先生所说的劳务报酬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就是一个明显的实例。据郑先生所说，改革开放以来，用工制度日益多样化，以劳务报酬为主要来源的劳动者已成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过去31年中，“工资、薪金所得”的税收免征额先后4次调整，从800元提高到3500元，而“劳务报酬所得”的税收免征额依然保持在800元。例如，1800元的劳务收入，仅20%的所得税就得交纳200元，再加上5%的营业税，以及城建税、教育附加税等，剩余的就是1500多元。劳务税的免征额之所以会有三十年一贯制的奇迹出现，参加“两会”的人员，少有“以劳务报酬为主要来源的劳动者”，因而也少有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并为之建言，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就连去年热议提高个税起征点时，也很少有人关注过劳务税。郑先生与“两会”都沾着边——在全国，他是政协常委；在上海，他在人大任职。他能关注“以劳务报酬为主要来源的劳动者”的利益，为提高劳务税的免征额建言，就显得十分难得。

读到有关郑惠强先生为劳务税建言的言论后，我上“百度”搜索，想看看还有多少人在为劳务税建言。结果发现，在郑惠强之外，还有一位，就是上海市卢湾区的政协委员方宇清。方先生长期从事物业管理方面的工作，与月收入仅1000多元的低收入群体多有接触，去年此时，他发现低收入群体对正被热议的个税法修改漠不关心，因为不管是3000元、5000元，还是1万元的起征点，都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于是，方先生提出了关于“提高劳务所得税起征点”的建议。据2011年6月29日的《新闻晚报》报道，“他的建议受到上海市政协的高度重视，目前已由市政协上报全国政协，并由全国政协转发至国务院及相关部委”。据此分析，郑惠强先生的建言，当与方宇清先生的建议以及上海市政协的态度有关。

客观地说，无论是人大代表，还是政协委员，对于低收入群体的关注度，都在不断增强，诸如外来务工人员的看病问题，农民工子女的求学问题等等，为之仗义执言的不无仅有。但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事，与此相比，对于劳务税的免征额（或起征点）之类，就不太容易被人发现。之所以很少有人为此建言，或许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郑先生能为低收入者的利益建言十分难得，方先生能从细微之处体察民情，关注民瘼，上海市政协能对此类提议“高度重视”，可谓“一枝一叶总关情”，也都相当可贵。（福建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