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与回归：教育家办学

最近，数条有关大学校长的新闻引起了舆论的群体性狂欢，“大学校长”一词似乎被妖魔化，让原本应该德才兼备受众人景仰的大学校长们动辄得咎，无所适从。

大学校长缘何沦为了公众的“娱乐谈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校长们自身的问题，也有教育体制的弊端带来的一系列影响。今天，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校长，需要什么样的大学，这一永恒话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大学是社会的精神文化中心，是传道授业解惑的知识阵地，大学校长是掌管一所大学的舵手，其治学理念直接影响大学发展的方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大学在中国已走过百年，在其产生之初就达到过一定的高度，再回首，正是当时的大学校长用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个时代。

“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是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时的办学方针，在大学领导体制上，他第一次实行民主办校、教授治校，鼓励学术研究，提倡社团活动。大学，本就是塑造完善个人，致力真正学术的地方，教授和学生都应为追求真理而孜孜不倦，在这个过程中，学术自由和教育独立是基本保障。正是这种治学精神，使得蔡元培领导的北大为现代中国大学教育树立了一个崭新的楷模，开创了现代中国高等教育的新局面，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在陈独秀等学者的热情倡导下，青年学生掀起了追求民主、科学的浪潮，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演绎了中国的文艺复兴。

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北大也曾一度卷入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的漩涡，此时的北大校长正是蔡元培的学生蒋梦麟，他把握着北大之舵，针对学生“纪律驰，群治驰”的特点，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乱世中稳步上升，回归学术。有学者曾经拿到若干30年代老北大的课程表及教学规划，比照一番，得出“令我辈后学汗颜不已”的评价。

大学须具有独立之精神，学生才能具有独立之人格，不论是救亡图存的昨天，还是和平发展的今天，大学精神的本质都不会改变。

知识分子为了更好地参与社会，就必须首先使自己的人格独立于社会。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并为自己的一切言行负责，应是青年接受高等教育所学之根本。在时局动荡的年代，蔡元培、竺可桢这些大学校长们，曾经用他们的思想，他们的治学理念捍卫了大学精神，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热血青年。那么在和平年代，在盛世太平的今天，我们的大学独立发展具备良好的土壤，我们的大学校长们应结合当下，将这些伟大教育家的先进理念发扬，延续。

前不久，北京师范大学新任校长董奇在全校干部教师大会上承诺，将把百分之百的精力用于学校管理，要用“整个的心”去做“整个的校长”。他做出“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招新的研究生、不申报任何教学科研奖、个人不申报院士”的“四不”承诺，是继湖南大学校长赵跃宇去年上任后“两不”(在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承诺的进一步发展。若要为此举鼓掌叫好，可能还言之尚早，但至少我们可以持观望态度，毕竟这是我们的大学校长们思变的一个良好开端。

温家宝总理曾明确提出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多次强调应让教育家来办学。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也多次表态，要逐渐改变政府对学校的管理，厘清校长一职的影响力边界。或许，当今这些大学校长的承诺，标志着我们的大学管理制度改革，向前迈出了艰难的一步，也是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