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职业化”是大势所趋

中国名校校长再次公开承诺远离学术科研。8月7日上任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新任校长韩震向全校师生公开承诺“三不”：担任校长期间，不再做自己的专业（外国哲学）学术研究，不再申请自己原有学科专业的研究课题，不再谋求与教学有关的个人荣誉。（南方都市报8月9日）

大学校长承诺任职期间脱离自己的专业学术研究，从而专心致志服务大学发展，这是令人欣慰的消息。一直以来，我们的大学校长除了校长这个“管理者身份”之外，大多还具有普通的大学教授身份，即担任着普通的学术教研任务。这种校长身兼教研工作的双重身份，看似是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发掘和利用，但其逐渐暴露的弊端也不可忽视。

选拔学术权威执掌高校似乎是我国高等教育的一种惯例。据媒体报道，去年中国工程院新增的54位新院士中，有25人来自高校，其中13人为现任校长、副校长。在现有教育部直属高校中，有超过九成的校长兼任博导。这种安排或许有着其合理的缘由，比如考虑到校长职位的学术影响。但不可忽视的是，校长将管理和学术教研两项工作“一肩挑”，也无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弊端。毕竟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而大学管理服务和学术教研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大学校长将这两项繁复的工作同时担在肩上，即便不会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而顾此失彼，也容易令这两项工作的成色大打折扣，这不仅无法确保为促进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优质的管理和服务，更可能会因无暇辅导学生，容易贻人以“误人子弟”的口实。而且，鉴于校长职位本身所具有的行政权力，可以利用其影响给学术方面带来一些诸如争取学术研究项目和学术荣誉之类的“额外收益”，更容易引起社会指摘。

一直以来，包括大学行政化在内的教育领域行政化痼疾一直备受诟病，其中很大的矛头都对准了大学将行政管理工作与学术教育互相“挂钩”的畸形关系，这在很多身兼管理职位与学术教研的“官员教授”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学术为行政职位增光添彩，行政职位顺带为学术教研谋取“额外收益”。从媒体披露的学术腐败事件看来，其中也不难寻觅“行政权力与学术互相勾结”的痕迹。无疑，这些弊端和教育的功利化、浮躁化思潮一起，成为制约大学教育健康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大学校长做出承诺远离“学术山头”固然可喜，但这对于提升大学教育水平、推动大学科学发展显然还远远不够。教育学家梅贻琦说过，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大学的主体功能在于培养人才，具有深厚学术素养的大师自然担当着培养人才的重任，但作为大学管理者的一校之长的作用同样不容忽视。作为大学教育的实际掌舵者，大学校长须明确自身角色定位，在科学的教育理念指导下，以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优质服务、促进大学教育健康发展为己任，在推动大学教育科学发展的实践中体现角色价值。这就要求大学校长远离“学术山头”，专心于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心无旁骛地做大学校长该做的，就像梅贻琦先生所言，“率领职工给教授搬搬椅子凳子”。

大学校长职业化是教育发展大势。比如美国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理查德·雷文，担任校长期间没带过一个研究生，也没挂名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这种一心服务大学发展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令人欣喜的是，这种大学校长“专职化”的实践，正逐渐为我们所重视。湖南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等高校校长承诺暂时远离自己的学术专业，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高校校长退出高校学术委员会等行动就是例证。这种大学校长由“学者兼职”向“专职校长”的演进趋势，体现了教育发展的要求，也是践行教育十二五规划、促进教育健康发展的有力举措。总而言之，大学教育应当让管理的归管理，学术的归学术，让不同的角色在适合的岗位上专攻自己的术业，如此于国于民，利莫大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