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不伦不类的文艺范儿

▲小宋佳版“萧红”

当我决定在三八节这天去看霍建起的电影《萧红》时,我就知道这注定是场孤独的观看。果不其然,整个放映厅里只有我一个人——这样落寞与冷清的观影场面倒是与萧红一生的心理现实很搭调。

跟随霍建起舒缓而诗意的镜头,萧红短暂而辛酸的一生呈现在我面前:逃离家庭,逃脱包办婚姻,到北京念书却因没有经济来源而穷困潦倒,难以为继；跟未婚夫同居不久即遭遗弃；与萧军结合又因萧军的移情而离开；嫁给端木蕻良做妻子,却发现这也不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战时辗转到达香港,又在战火中被疾病夺去了生命,年仅31岁。真是应了那句老话:红颜薄命。

这无疑是个有特点、有故事的女作家。为了还原这样一个极富个性的女作家的面貌,看得出来霍建起在史料的查寻上花了气力与工夫:一些很小的历史场景他都认真地还原着——《国际协报》接到萧红求助信时的反应,萧军与萧红的初次见面,欧罗巴旅馆里的白床单,萧红的临终遗愿……这些细节经由不同当事人的回忆,零星、细碎,却都被霍建起捕捉到了。

但是,当我们想从这样堪称精确的历史细节中去体悟、捕捉萧红精神存在的时候,等待我们的是一种遗憾。电影《萧红》的最大问题就在于,缺少一个贯穿始终的表述萧红的精神主线,以至于常常自相矛盾,逻辑杂乱:电影的开头,萧红就在回忆中强调:“父亲把他的强硬传给了我。”可这“强硬”却在不断地弱化:对汪恩甲的妥协、对萧军的迁就、对端木蕻良的纵容……“我要上学!”的宣告还在回响,却中止学业跟汪恩甲回到了哈尔滨；一面宣称“什么都不能阻止我的写作,无论贫困、战争还是死亡……”一面却匆匆中止了《马伯乐》的连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