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捐不过分”之说是在耍流氓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江苏盐城下辖各县市区以文件形式要求各级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等为当地红会的“博爱万人捐”活动捐款，遭舆论质疑。对此，江苏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副会长李新平日前回应，这些财政供养人群的收入相对稳定，对他们提这样的要求，“我觉得一点不过分”。（5月22日《京华时报》）

捐款，与年龄无关，与收入多少无关，与工作性质无关，与收入是否稳定无关，它只与一个人的捐款意愿有关。如果你想捐款，捐一分不算少，捐一亿也不算多。如果你不愿意捐款，却要在某种力量的强制之下不得不捐，那么，即使只捐出一分钱，也是多的。

作为财政供养的公职人员，号召他们在慈善捐款方面做个表率可以，但若说因为其为财政供养并且收入稳定，就要比别人承担更多的义务，并且是强制性的义务，则不恰当。因为，不仅任何与公职人员有关的法律法规中都没有“必须捐款”的规定，而且，说到底，无论是对谁而言，捐款都是一项完全凭个人自愿的事情。

无法体现自由意志的“捐款”不是捐款，而是“被捐款”，甚至因为是强行取走别人的钱财，与抢劫的性质差不了多少。剥夺了别人不捐款的自由，其实也就等于剥夺了别人捐款的自由。而且，如果红会借助公权力以某个理由剥夺了某个人群捐款和不捐款的自由，谁能保证它不会以同一个理由或另一个理由剥夺其他人群捐与不捐的自由？

说一千，道一万，建立在非自愿基础上的强制性捐款，用句最最通俗的话讲，就是在耍流氓。流氓的事情当然要用流氓的理由来支撑，这样的理由自然没有什么逻辑可言，这些理由所要说的不是某种道理，而是一种态度，一种“你批评你的，我继续我行我素干我的”的态度。

在此之前，与红会有关的新闻，如“郭美美事件”、“天价发票事件”等，向公众撕开了红会的一角，让公众得以窥见其管理的混乱不堪，但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混乱局面，红会管理人员思想层面的原因是什么，却不得而知。

“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的强捐有理逻辑，则向我们展示了红会管理人员在对问题认识上，与现代慈善理念的差距是多么的巨大。这种理念上的差距，是一条横亘在“中国式慈善组织”与现代慈善组织之间的鸿沟。能否跨过这道鸿沟，能否实现理念上的脱胎换骨，才是最终决定红会能否真正做到与国际对接，真正成为一个现代慈善组织的关键。

认识不到，就不可能真正做到。理念，尤其是管理者的理念得不到更新，即使由更高层面的管理者出面对其管理架构、组织形式、运行方式、监管方式等进行了改革，最终恐怕也会严重走样，难以实现真正的转变，或者至少是转变艰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成功的企业都高度重视“企业文化”的原因所在。而随着民智日开，公众能不能给红会足够长的时间去转变，也是个未知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