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武瓜农之死,在转型期烙印下多重思考价值。 20日下午,临武县常务副县长、新闻发言人段外宾介绍,家属已经在协议上签字,赔付款已经执行到位。随后,包括3子女在内的邓正加家属均对涉及城管的事情三缄其口,对于89.7万元的赔偿款则予以默认。(7月21日《京华时报》) “突然倒地死亡”的邓正加,确实死得太“突然”。一坡黄土,真相难以入土为安。这几天,随着善后细节的林林总总被踢爆,舆论的风向标也开始180度大回转。一直铿锵质疑的邓艳玲,再次发表微博时却对当地政府的妥善安置表示“感谢”——“现在政府已经妥善的安抚好了家人,我们整个家族对政府的处理表示满意……感谢市县相关部门的妥善安置,感谢所有关心支持我们的人”。 家属改口,民意受伤。网络上骂声一片。刻薄的话,有关“五斗米”与脊梁;而文雅的说法,听来也让人内心凛然——“当你的身体成90度直角时,可曾想到身后那群鼻青脸肿的乡亲们?” 对改口家属的诘难,说起来也不是没有道理: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善后姿态,很难说不是汹涌舆论的倒逼。出事儿了要大家“路见不平一声吼”,完事儿了又恨不得给每张正义的嘴巴封上胶布——这是拿舆论当枪使的实用主义姿态吗?另一方面,你可以接受89.7万元的赔偿,也可以配合地方政府言不由衷,但至于如此急吼吼地“感谢政府”吗?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浙江“5.19”冤案当事人张高平,其对记者的表态令人由衷赞赏,“永不原谅对我刑讯逼供的人”。从来赔偿与底线,不是鱼与熊掌的关系。 这样想想,好像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怒其不争”。 只是,一个社会,靠“哀”与“怒”来赢得权益与尊严,这算很体面的事情吗?我们的哀叹,我们的怒火,总是情绪化的产物。它们沿袭着千百年来的公平与正义,却永远不能替代稳固的秩序与制度。这样一细想,有些愤怒是悖谬而可怕的:我们究竟要邓正加的子女扮演怎样的角色呢?做一个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是否真的可以成全我们对真相与是非的隐忧? 是的,他们最好义无反顾、他们最好“舍得一身剐”,他们最好永不妥协、他们最好誓死搏斗。就像微博上有网友直陈的事实——“每当发生不幸事件,一些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希望家属不要跟政府谈判,不要接受赔偿,最好永远不要回归正常生活,死磕到底,一辈子成为道具和工具。一旦家属接受条件,就大呼奴性,大呼要启蒙改造国民性”。也许我们不合适将这样的义愤填膺者称之为“键盘装逼犯们”,但最人伦的道理,总是交流得通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们就是受害者的家属,他们来自农村,或者也和我们一样有怯懦与软弱的时候。他们不是衣食无忧的“公知”,他们有太多的难言之隐、太多的后顾之忧,他们就是我们的兄弟姊妹,他们不是生来就要流血流汗的宿命化的“时代英雄”。两个问题,足以灭了有些没来由的愤怒:一者,将心比心,在一个公民社会,个体有没有不勇敢、不高尚的自由?二者,一个法制社会,如果正义总要以自戕的姿态抛头露面,谁会看得热血沸腾? 韦伯斯特说,正义是人类最大的利益。看起来,我们是在为瓜农之死鼓与呼,但往小处说,何尝不是在为我们的生存与发展环境鼓与呼?只要程序是正义的、权力是谦抑的,当事人家属就算悖逆天理,又能奈真相若何?别逼着“改口”的家属当悲剧英雄,他们与你我一样,各有各的烦恼与难处。但我们不应放弃的,是对事件本身的拷问——在摒弃个人英雄的年代,公平正义的规则才是最可靠的英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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