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烂尾楼”“烂尾城”更应有“烂尾官”

2008年，大同强力推行耗资上百亿元的古城保护工程。耿彦波提出“一轴双城，新旧得利”的大格局。2012年伊始，这项“投资500亿元，拆迁8万～10万户”的古城保护工程在经历拆迁上访、违法用地等波折后终于展现雏形，2013年2月，耿彦波调离大同，工地急剧降温，古城保护工程烂尾或从隐忧变为现实。 (法制晚报 12月16日)

从“烂尾楼”到“烂尾城”，是政绩工程的盲目还是冲动？大同“投资500亿元，拆迁8万～10万户”的古城保护工程在经历拆迁上访、违法用地等波折后，“烂尾”了。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这座“烂尾城”里的几十万人口的生计问题会陡然严峻，不会给当地群众带来预期的繁华。

而广州越秀区起义路25层高的烂尾楼建业大厦发生大火，整栋建筑被大火吞噬，期间大楼钢板和玻璃过度受热发生爆炸，残骸像刀片飞落马路，四周浓烟冲天。消防部门共出动27个中队，58辆消防车，350多名官兵赶赴现场参与火灾扑救。民政部门已联系了33个酒店，对1264位居民进行了安置。可以说是一场灾难了——是因为工程烂尾而形成的社会灾难。

广州的这起事故，估计没有人会那么快忘记。但我们应该记住的远不止这些，这不是一般的事故教训，而是政府部门政绩冲动留下的社会苦果。如果说烂尾楼是星星点点的政府过错，那么，“烂尾城”催生的城市悲剧，又当何解？

“烂尾”，对于一座城市来说，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其危害性绝对不止于社会资源的浪费。因“烂尾”而留下的社会问题，更值得关注。因为“烂尾”，而成为一座城市的“烫手山芋”，疏于日常管理也就在所难免。疏于管理，自然会有太多隐患，广州“烂尾楼”大火即是如此。

“烂尾楼”也好，“烂尾城”也好，也不只是广州有，也不只是大同有。大大小小的城市，在争先恐后的大建设中，留下的这些城市顽疾，不能再漠视了，要有慎之又慎的善后。更应该有“烂尾官”，有责任的苛责。唯有此，方可以杜绝“烂尾楼”再继续“烂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