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民营银行当持“平均利润”心态

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确定，在10家被银监会圈定为发起人的民企中，万向、华峰、均瑶、正泰、阿里等浙江民企占了五席。在全部10家民企发起人中，此前呼声最高、最受舆论热捧的互联网企业和电商企业各占一席，而制造业民企则占到了六席。这样的试点安排所折射出来的政策导向，值得社会各界尤其是市场人士做点“有益的思考”。

国内不少媒体把民营银行终于开禁视为本次全国“两会”所呈现的最具改革含义的“实货”之一。上述判断虽说很为深化金融改革提气鼓劲，但判断本身却并不能成立。其实，早在1996年，随着民生银行破茧而出，国内重新开办纯民营银行的先河即已开启。事实不易抹杀，温州人温邦彦是当年入股民生银行的尝鲜者之一，他入股100万元，前三年回报率无从谈起，导致许多民资相继“出逃”，可随着中国经济大盘越做越厚实，温邦彦后来所获超额回报以股本金的百倍计数。

有人也许会说，民生银行只是个案，明显缺乏代表性。可笔者想说，这话放在5年前的内地省份讲也许确实如此，可放到“改革大省”和“市场大省”的浙江，谁要这么说定会招致业界人士之笑话。

有了民生银行开先河，2002年3月，浙江台州8家城信社改制为台州市商业银行，这也是浙江省首家民营银行。同年7月，浙江8家城市商业银行对民资开放，后经数次改制均成为彻头彻尾的地方民营银行。闸门一旦开启，民间金融“洪流”势不可挡——2004年4月，更大体量的浙商银行降生，开张之初，民资占总股本的比例就高达85.71%……

据浙江省银监局官网的公开数据，截至2012年，浙江156家地方银行中，民营资本占总股本的比例为74.08%，其中的40家地方银行百分之百由民资持有全部股份。

由此，不妨假设一个问题，即浙江现有40家百分之百由民资持股的地方银行是不是纯真的民营银行？毫无疑义，甭管是哪个流派的中外金融学者来回答这一问题，答案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百分之百的“是”！不仅仅是浙江，全国各省最近三四年，通过改制扩股方式兴办的地方民营银行皆可用“雨后春笋”加以形容。这几年笔者就多次往返内地多个地市，为当地城商银行、农信社增资扩股作民营化改造“解放思想”。

既然民营银行在国内已形成相当规模和相应的“集群”，为何包括银监会和央行在内，最近两三年都在一本正经强调要开展民营银行试点，并将其列为深化金融改革的一项主要即期任务呢？解疑释惑，在本次5家由银监会开禁的民营银行之前，所有已开业多年的民营银行，在其组建之初，均由当地某一家已正常经营的地方法人银行作为主发起人，而真正出资办银行的民企或自然人却不能充当民营银行之发起人。这一情形，犹如民企出资建海轮，而船长则由地方银监机构聘请，并首先对地方银监机构负责，而非首先对出资人负责。说得更形象点，好比一对男女生了孩子，邻里也都认定他们就是一对夫妻，却始终没有夫妻之法定名份——因为结婚证上始终写着别人的名字。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看出：其一，民资出资办银行，法人代表由政府指定的滑稽戏之所以上演这么些年才被终止，关键是政府对民企出资人不放心，对防控金融风险心里无底；其二，本次民营银行正式开禁，其性质相当于一对夫妻与结婚证之间已能做到证与人完全相符了。

另外，受舆论多年误导，许多人包括许多民企法人，仍盲目深信眼下开银行依然能够赚大钱。实际情形是，理想很浪漫，市场已骨感——早个十年八年兴办银行，虽没有“正式夫妻”名份，但的确能够赚大钱。现如今，尤其是最近两三年，国内新开银行数量可与新增电影屏幕比肩，银行利润回归三百六十行之平均利润也就在今明两年之间。所以，行将开张的诸如“阿里银行”、“腾讯银行”若能抱定一颗赚取“平均利润”之心，假以时日，也许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如果心急火燎欲抱“金娃娃”，那结果一定适得其反。

钱塘人（上海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