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雾霾需要“整体性治理”

雾霾之于工业社会，正如水患之于农业社会，都需要全社会协力的整体性治理

“制度很重要”已成当前中国的共识，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继而屡屡成为关注焦点。近日北京传来消息，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北京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实施一个月，该市环保系统已根据条例立案100起，处罚金额301.3万元。

参照伦敦摘掉“雾都”帽子的历程，比对美国“清洁空气”的记忆，我们可以说，雾霾治理有一个过程，急不得。不过，急不得，却也等不得。从史上最严条例到史上最严执行，从出台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国十条”到各地立下控制雾霾军令状，这些可贵的主动作为，不一定立竿见影就能让风烟俱净，却都是治理的必然过程。最终成效的取得，就在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持之以恒、久久为功之中。

面对问题，坚定决心并着手解决，无疑能让公众更有信心、更多参与、更加支持。但城市雾霾的成因十分复杂，特殊气象、汽车尾气、燃煤供暖、秸秆焚烧甚至是居民炒菜做饭，都有“嫌疑”。这正说明雾霾只是“脸上的表象”，背后有着“肌体的病灶”。无论从其历史看——长期粗放发展的积弊，从其规模看——各地近两年来集中爆发，还是从其影响看——每个人都不可能生活在真空，治理雾霾都呼唤更为宏观的视野。

在“十面霾伏”“自强不吸”的揶揄中，2008年北京奥运时的蓝天记忆变得更为美好。当时，单双号限行、停止工地施工等运动式治理方式，在短期内成效明显。近日又有消息传出，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北京“奥运模式”再创新，更多强调与周边省市的联防联控。这体现了人们对环境治理的认识更进了一步。的确，哪个城市都不可能是一只大口罩，透进空气却又隔离污染。而在区域经济体中，环境容量如何、工业布局怎样，都是需要通盘考虑的事。有人说，长三角发展基本同步，珠三角则在一个省内，联防联控都比较好办，而京津冀却不仅涉及复杂的省际协调，更面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相比制定和执行史上最严条例，这确实是更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更宽的治理视野和更多的改革智慧。

而所谓联防联控，又岂止于地域之间？雾霾的治理，涉及从生产到生活方式的转型、涉及从经济到文化观念的变革，它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环保一家的事情。当发展呈现锦标赛式的竞争，怎样让各地愿意放弃自己的政绩去换取一片蓝天？当能源升级的需求与既成的垄断格局发生矛盾，如何拿出百倍勇气突破利益的藩篱？当汽车成为工业文明的象征，又如何引导众人更多利用公共交通以减少排放？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肯定要包含治理污染、保护环境的内容，这必然不是零敲碎打、一鳞半爪的事。可以说，公众对雾霾消散的期盼，与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期盼，在本质上可谓一致。

有学者认为，传统中国是一个“治水社会”，农业生产的需要、大江大河的泛滥，让整个社会必须团结协同、整合资源来兴修水利、减少水患，国家因而产生，文明因之演进。雾霾之于工业社会，正如水患之于农业社会，都是一种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需要的是全社会协力的“整体性治理”。当前，我们已经累积了相当的资本、技术、人才和制度等治理资源，已经具备在国家内部地区间实现差异化发展来实现整体治理的条件。如果能以雾霾为突破口，破解发展与环境的考题，无疑将成为中国为人类文明所做出的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