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制救市冲动不仅是个地产问题

山西海鑫钢铁集团停产近50天，复产日期一拖再拖。而日复一日的复产和高标准的重启费用，让员工对海鑫钢铁逐渐失去耐心。无奈之下，运城市政府召集几乎所有相关职能部门及金融机构，由常务副市长亲自挂帅，赴海鑫集团现场办公。传言闻喜县政府更拿出3000万“维稳资金”帮助海鑫集团给员工发工资。（5月5日《华夏时报》）

这是很悖谬的一种现象：无关地方利益，就“市场做决定”；一旦利益有关，就“市长做决定”。至于“有形手”与“无形手”究竟是不是好基友，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眼下的账面与大局。于是，很难想象的一些定论，就在行政主导的研究会上产生，譬如“海鑫集团是山西最大民营钢铁企业、运城最大民营企业，为运城市经济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并认为海鑫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是暂时的。”

按理说，政企分家这么多年，只要权力没有“捞过界”，企业是死是活，何至于如此心有戚戚呢？有些细节，令人恍惚以为地方部门俨然已走火入魔：譬如今年4月中旬，海鑫集团的员工终于拿到了2013年12月的工资。据海鑫集团内部人士透露，这批员工工资并非海鑫集团所发放，而是来自于闻喜县政府。据透露，这笔数量大约为3000万的资金，来自县政府的“维稳资金”。又譬如据《运城日报》4月21日报道，运城市委副书记陈振亮在一次调研工业经济运行情况时提出了“四不能”的要求，即“发展不能止步，政府不能推责，企业不能停产，银行不能抽贷”。两者之间，是怎样的逻辑关系，一目了然。

当然，地方部门也不容易，经济“负重调整”，犹如坐在火山口，一边是即期财政账单，一边是社会维稳压力，哪个都是硬杠杠，哪个都不是好收场的戏。这种时候，只要能不被究责、不至于承担看得见的风险，饮鸩止渴恐怕都会毫不犹豫。问题是，冲动与行动之间，制度的防火墙怎么忽然不见？一来，地方部门有什么权力慷财政之慨去拯救企业？预算制度在哪里、财政支出程序在哪里、审计监管在哪里？二来，即便企业与地方部门眉目传情已久，银行何苦被绑上“战车”？基于贷款风险而抽贷，为什么被地方政府斥之以“不能”？商业金融机构蹚浑水的苦衷，背后昭示了几重宏观经济之潜规则？

当钢铁、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失去了政策扶植和银行贷款时，企业势必面临经营困境。转型也好，调整也罢，阵痛是难免的事情。地方部门要做的，是最好兜底保障工作，顺势而为，而不是强势插手。正如当地业内人士所言，“若动用行政手段让海鑫的贷款超过市场规律的警戒线，或将让海鑫集团陷入更危险的境地。”泡沫再大，终将幻灭，不过，成本最后谁来承担呢？

这段时间以来，与钢铁等资源企业一样被救市的，是热闹的房地产市场。无锡宣布从5月1日起，该市购房入户的门槛从70平方米降至60平方米；杭州萧山区则通过下调土地竞买金，以减轻开发商资金成本压力；郑州市房管局也表示，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未来可能对购房政策适时调整……不少人担心地方部门的“小动作”会逆转开发商“以价跑量”的预期。不过，今非昔比了，货币政策与库存压力摆在那里，救来救去，恐怕终非千手观音。

少数不谙经济的权力非要插手微观市场，这背后除了“财大气粗”的决策惯性使然，谁说不是权力无限大的冲动在作祟？眼下的问题是，克制权力救市冲动的制度设计去哪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