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得分超级低的学生是怎样毕业的？

人大自主招生腐败案持续发酵。实名认证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的“＠人大陈伟”发微博称：“过去几届有的学生考试得十来分二十来分，超级低，正常学生再不用功，六七十分还是可以得的。有人责我苛严，原因其实在这里（招生腐败）。”

这从另一个角度论证自主招生腐败，带来的学校生源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下降。而从陈伟副教授的感叹，笔者想到的是，如果大学能建立“严出”培养机制，靠招生舞弊、弄虚作假进大学的学生，是很难顺利毕业、拿到文凭的，这会很大程度挤压舞弊违规的“获利空间”。

其实，综观全世界的世界一流大学，都实行“严出”的培养管理机制——每个学生必须达到学校的培养要求，方可毕业——这种培养机制，也是对自主招生可能出现失误的修补，哪怕自主招生的标准十分清晰、操作严格，但不容否认，还是会出现“看走眼”的时候，而校正招生中可能出现的失误的最好办法，就是录取进学校之后，严格要求，实行过程淘汰。另外，学生也可能出现在自主招生中选择学校的失误，为此，国外高校设计了自由转学制度，以给学生进一步选择学校的权利。

我国大学当前的培养机制是，不管是学校招生实行“严进”，还是“宽进”，结果都是“宽出”，几乎很少有过程淘汰。一名学生被大学录取之后，不出意外，将顺利获得大学的文凭，而且，这张文凭是国家承认的。这无疑增加了考试、招生作弊的收益，一名成绩很差的学生，经作弊进大学后，将顺利实现获得国家文凭的目标。这也鼓励考试作弊、运作招生潜规则者前赴后继。

这和我国实行国家授予文凭制度，以及大学没有现代大学制度有关。在我国，所有纳入计划录取的学校，授予的都是国家承认的文凭，加之我国的人才评价体系也和学历挂钩，因此，不少学生是冲着获得一纸国家文凭去的。虽然近年来随着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加剧，文凭严重贬值，可是整个社会的“学历情结”还依旧存在，“名校情结”则更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些大学就在做贩卖文凭的生意，根本不回报给学生高质量的教育，而只是一张文凭。一些名校虽然屡屡曝出教育丑闻、学术丑闻，但其授予的国家承认文凭，还是“奇货可居”。

大学的行政化与功利化办学，则导致目前众多大学（包括985高校、211院校在内）根本不重视人才培养，老师的精力更多花在申请课题、撰写论文、出科研成果上，对教育教学缺乏研究，有一个形象的说法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对付课堂”。还有一些大学，明知学生多科不及格，不能完成学业，但却让老师降低对学生的要求，这其中的原因就更复杂。有的是因学校追求利益，退一名学生就减少一名学生的学费收入；有的是领导打招呼——这多半又与招生违规有联系——要求老师让其过关；有的是学生“逼宫”，以威胁、闹事的方式，要求老师给高分，学校则息事宁人。

而对于大学过程淘汰学生，整个社会舆论也很纠结。按照我国当前的教育管理制度，一名学生退学后，如果还想在国内接受普通高等教育，只有重回高考体系，而不能转学到其他高校，这导致退出渠道很不畅通，大学退学处理经常遭遇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质疑。于是，多方面因素综合起来，我国大学就普遍采取“宽出”模式，学校、老师、学生“皆大欢喜”，而受到损害的是高等教育的质量，滋生出各种教育乱象。

在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30％的当下，我国必须认真反思国家授予文凭制度、学校行政化办学体系的根本弊端，不对制度进行根本性改革，实在难以治理日益复杂、严重的教育乱象——试问，人大考十几二十分的学生，他们顺利毕业没有？他们怎样顺利毕业的？他们毕业之后拿到国家承认的文凭到哪里高就？一个成绩很差的学生，经运作进了名校；求学时成绩达不到要求，顺利毕业；毕业之后，用名校文凭作为敲门砖，依靠父辈关系谋得一份好工作，甚至很快晋升到领导岗位，这践踏的不仅仅是教育公平，而且是整个教育的尊严，和国家、民族的未来。必须通过制度改革，遏制这种荒谬运作的反复上演。

熊丙奇（上海 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