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新出发，新在何处？

中国改革是不断总结经验的过程。这轮改革新出发体现了我们党对改革开放前进规律的认识和运用，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中国改革采用分阶段的前进方式，是因为它在整体上是一次前无古人的探索，没有可供查询的手册，没有可为依据的先例。改革的内容很多，不可能一蹴而就，眉毛胡子一把抓往往成不了事，不能不分轻重缓急。对改什么，怎么改，在什么时候改才能改出好的面貌，必然要有一个积累经验和积累共识的过程。事实上，我们从30多年来的中国改革进程中，不难发现，有的改革举措实施后总要沉淀一段时间，才能看出它的实际效果；有的改革举措在实施的时候是必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效用的边界局限就出来了，因此要完善它；有的是这个领域的事情解决了，那个领域的问题又冒出来了；有的是老问题解决了又出现新问题；凡此等等，不一而足，总的来说很复杂。所以中国改革有一个方法论，叫“摸着石头过河”，什么意思呢？可以用邓小平讲的四句话来解释：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不足的要加把劲，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这四句话讲的就是怎样总结经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正是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要求新一轮改革既要全面，又要深化，并且内容具体，针对性强，体现和落实了邓小平这四句话的精神，表明我们党对改革前进规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举一个例子。我们在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认为，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发展，做大蛋糕，许多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问题更加频繁地冒了出来，诸如老百姓最关心的住房、医疗、教育、拆迁问题，还有政府审批制度的问题，基层民主选举中出现的问题，等等。这表明我们在缺少经验的情况下，曾经更多地关注市场经济的优点，还不可能很清楚地体会到它的弊端。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要求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同时，必须全面深化改革。要实现改革的总目标，零打碎敲调整不行，碎片化修补也不行，在顶层设计上，要有一个全面的配套的改革方案，如果只是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方面单向突进，很难获得良好效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轮改革新出发，不难发现它有这样几个鲜明特点。一是顶层设计方案全面而配套。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共有60项改革任务，而且诸多改革措施事实上是同如何发展、如何稳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二是推进和领导改革注重协调统筹。比如从中央到省区市，都建立了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协调和统筹，而不是靠一个或几个部门在那里力不从心地摸索和推动。三是在方法论上，特别强调“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是摸规律，并且要同顶层设计结合起来。前不久制定的2014年到2020年改革举措的实施规划，等于是在顶层设计方面有了可以操作的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些，都表明我们党对改革规律的认识大大深化了，推进和领导改革的自信和能力大大增强了。唯其如此，改革新出发启动时间虽然不长，却已经出台了不少力度很大的举措。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在8个月的时间里，就召开了四次会议，先后审议或通过了文化、司法、财税、户籍、央企高管薪酬、考试招生、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等方面的体制和制度改革方案。在改革的重心，即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方面，国务院即已取消下放行政审批等事项632项，新设的自贸区对企业还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在社会领域，户籍制度改革开始打破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涉及到几亿人的利益。在行政管理上，实行公车改革。在党的建设方面，加大自我净化的力度，加大执行中央巡视制度的力度，并在党的建设制度的改革上有了新的构想。凡此等等，不一而足，体现了这轮改革新出发既全面又深化的特点，彰显了中国改革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力度，说明中国共产党通过总结经验，提高了运用改革规律来领导和推进改革实践的能力水平。

中国改革是先易后难进行利益调整的过程。这轮改革新出发要突破的难关也是改革的重点，是协调利益分化，破除利益固化，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

中国改革的历史进程，是一个先易后难，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调整社会利益格局的过程。我们把改革新出发形象比喻为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意思是这轮改革遇到的难度和复杂程度是此前没有遇到过的。所谓“攻坚”，是从难易角度讲，好改的、见效快的、利益增量式的和普遍受惠的改革，绝大多数都进行了，剩下的大多是难啃的“硬骨头”，涉及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所谓“深水”，是从复杂性上讲，需要改革的内容不少涉及深层次的社会矛盾，根本上涉及到对社会群体利益格局进行协调，对业已形成的利益藩篱予以破除。改革新出发，凝聚共识的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如果说改革初期的难度更多地集中在人们的思想认识上，重点是突破思想上的束缚，那么中国改革新出发的难度，则更多地集中在利益调整上面。利益调整为什么是件难事？西方有一句格言说得好：“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而当今中国社会，事实上出现了利益分化和利益固化的情况。所谓利益分化，是指社会群层多样化了，每个群层都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即使是同一个群层，不同利益群体的诉求也并不完全相同。所谓利益固化，则是指一些群体获得和维护他们的利益的方式渠道，已经形成相应机制，甚至出现利益群层相对固化的现象。改革初期那种皆大欢喜的普惠式改革，空间已经越来越小了，深化改革必然触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某些人群的既得利益，甚至触动他们的灵魂。制定和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也常常面临两难甚至多难境地。

但是，利益调整这个关口，无论怎样艰险也必须得过，否则，改革就会失去群众支持，改革的意义就会打折扣，改革本身也会停滞下来。对这种情况，事实上邓小平早在1993年就预见到了。他说，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十二亿人口怎样共同富裕，财富怎样分配，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我们要利用各种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改革新出发，明确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提出要“破除利益固化的藩篱”，就是为了解决邓小平此前预见到的利益分配和调整这个难题。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让社会变得更加公平正义，是中国改革新出发的根本目的之一。具体说来，就是要逐步解决在发展、收入分配、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方面存在的权利、机会和规则不公平、不正义的问题。只有突破这道难关，才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使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那时候，中国改革新出发所激荡起来的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就更加可观了；人民群众的人生出彩的机会，就更多了。中国改革新出发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同人民群众实现中国梦的追求，更加紧密地衔接在了一起。

（作者为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