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公共文化重在引导“群体心理”

增强针对性以提升服务实效

文化惠民项目要有效对接群众文化需求，首先要明确“下基层、接地气”的路径，切实深入社区，深入村头，对不同群体的“群体心理”进行针对性的引导。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乡村“空巢化”现象日益凸显，有学者认为这种现象加剧了有关人员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无论是留守者还是出走者都是如此，并且这种焦虑还有可能会导致社会秩序的紊乱。与之相关，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虽然是以社区为基层，但出现了流动性强、非常住人口多的特殊性社区，这里的“群体心理”往往具有更为强烈的情绪化特征，尤为需要“绩优股”和“正能量”的引导。

就当下的文化惠民项目供给而言，总的来说，我认为一要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性，二要关注“中等收入陷阱”跨越中的社会公平正义，三要关注独生子女家庭分居化的退休老人自理，四要警惕歪功邪教之类精神病毒对大众的侵袭。我们的文化惠民项目一定要具有引导这些“群体心理”的针对性，如此，项目才有实效。

与“下基层、接地气”的路径相配合，是对文化惠民项目手段的关注。送戏下乡、送书入村虽然必不可少，但最应强化的还是通网络、享信息，这不仅意味着对“负效应”的管控，更要加强“正能量”的传导，用网络这一新型工具，对既往“群体心理”的引导手段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

我们说公共文化服务重在“群体心理”引导，关键还在于服务内容的供给。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有时是供给方的单向传导，有时则可能是接受方通过某种惠民项目来自主选择并进而自主创新。我曾在一些偏远的乡村，见到村民被组织起来进行木雕、石刻、刺绣等工艺生产，他们在获取相应经济效益的同时，也逐步提升了审美品位，呈现出创造活力。公共文化服务要引导“群体心理”，在内容供给上就需“寓教于乐”，而当下最基本的“教”应该是讲和谐、促凝聚。

勒庞在分析“群体心理”时说：“在群体心理中，个人的才智被削弱，从而其个性也被削弱了……群体在智力上总是低于孤立的个人，从感情引起行为这个角度看，群体可以比个人表现得更好或更差。这全看环境如何，一切取决于群体所接受的暗示具有什么性质。”在我看来，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是重要的、基本的文化建设，也是与健康、教育、安居、社保等同等重要的社会建设，特别是重要的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公共文化服务通过帮扶“群体心理”，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群体共识，培育良好风尚，抵御歪功邪教，将会推动“群体心理”由“小康”走向“大同”——这个“大同”就是内化为大众精神操守、外化为大众行为准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