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报道,一名男子坐飞机数次拒关手机,辱骂、推搡出面制止的安全员,并说自己是市长的儿子,要让父亲报复当班安全员和证人们。事后,作为该男子的父亲,福鼎一名郑姓副市长出面公开道歉,称“没有把孩子教育好”。 “我爸是市长”,乃“我爸是李刚”的又一版本。 据说,“我爸是李刚”事件是一场误会。当事人确实说了“我爸是李刚”,但这是为了向保卫处的人说明自己是谁,并无叫嚣之意。但不管怎样,“我爸是官员”类似的话语已刺激了民众,一旦这种语言格式再现,极易挑动大众的敏感神经,甚至引起非理性的公愤。 与“我爸是官员”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是农民的孩子”。在一些选秀比赛中,一些选手喜欢用“我是农民的孩子”作开场白,引出自己并不富裕的家庭成长环境。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博取听者同情,而且往往很奏效。 假设“我爸是官员”和“我爸是农民”都是基于事实的陈述句,为什么两者会起到完全不同的传播效果?为什么没人认为“我爸是农民”是一种叫嚣?为什么没人听完“我爸是官员”后泛起同情的泪花? 以往,在“我爸是官员”系列事件引发的讨论中,最常见的一组关键词是“坑爹”与“被爹坑”。说其“坑爹”,是因为儿子不懂事,把与事件无关的父亲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说其“被爹坑”,是因为老爸“没有把孩子教育好”,才导致儿子今日所犯之错误。按照这种逻辑,仿佛“官员老爸”对儿子严加管教,儿子就不会“被爹坑”,也不会犯了错误来“坑爹”,一切都万事大吉了。可问题真解决了吗? 窃以为,“我爸是官员”绝不只是个体官员及其儿子之间的素质问题和教育问题,其背后更深层次的是权力异化和权力膜拜,这也是它能迅速成为社会热点事件的原因。某些“儿子”乃至很多大众都选择相信:“我爸是李刚”,就可摆平很多事;“我爸是市长”,就更有能力报复人;“我爸是农民”,则需要儿子自身更多努力。在这样的语境下,“官员”被视为“权力”,“农民”则被视为“零权力”。 光教育好儿子,不可能真正管住“我爸是官员”。要管住“我爸”,只能靠“爷爷”——“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如果说“权”是爸爸,那么,“民”就是爷爷。问题是,“爷爷”通过什么管“我爸”? 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依法治国,正是答案所在。在被称为“法治三老”之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研究室原副主任郭道晖看来,治国首先在治吏,依法治国更应是依法治权、依法治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才能把权力关进制度和法律的笼子里。届时,“官员”和“农民”真正做到只是社会分工不同,都是为他人服务,“我爸是官员”和“我爸是农民”还会引起截然不同的社会反应吗?(福建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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