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官员收红包不能光靠承诺

记者23日从四川省成都市纪委监察局获悉，成都市下发了《关于开展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专项整治实施方案》，从即日起至12月底，成都将集中整治领导干部收受红包礼金问题；12月5日前，所有领导干部都将公开承诺“拒收不送红包礼金”。（11月24日《华西都市报》）

公务员承诺不收红包，这样的事情，不断在一些地方上演。去年，安徽宿州市委书记、市长等34名市级领导带头签订“杜绝红包现象，纯洁人际关系”承诺书；今年，四川省遂宁市商务局签订“不乱发财物，不收受红包”承诺书……不可否认，类似的“不收红包承诺书”，充满了善意初衷。可是，公务员不收红包是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也是最起码的常识，如果不让法律法规变得更具可操作性，也不加强监管，而是让公务员自行承诺，这样的做法能见多少成效，就值得怀疑。即使公务员自己不收红包了，老婆、孩子还是可能收吧？运动式地清理公务员收红包，恐怕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以此次成都市的整治方案来看，虽有亮点，如将查网络电子钱包，这是为了防止“收红包”方式的转变；但此次整治亦有不少软肋，如收取红包者，最多就是公开曝光、内部通报等处罚，这样的惩戒，显然难以形成足够的震慑力。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因为红包是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学习香港、台湾地区的成功经验。以台湾地区为例，2011年就通过了“不违背职务行为行贿罪”，不仅对公务员违背职务行为受贿者订有罚则，而且向公务员送红包的民众、厂商也要承担刑事责任。再如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民众向政府人员送红包是很常见的，但在七十年代廉政公署成立后，这样的行为便渐渐消失了。

从这些经验来看，禁公务员收红包，靠承诺不如靠法治。毕竟，给公务员送红包的背后，难免有利益兑换，也难免有贪腐的嫌疑。那对于任何的收红包行为，不妨以受贿罪处理,可让专门的机构进行监督管理。自然，要达到这样的良性状况，还需立法先行，让一切成为制度设置的“标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