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政策并非“技不如人”

在新加坡举国唁别“建国总理”李光耀的缅怀中，《联合早报》以颇具“盖棺定论”的“小国巨人的政治遗产”一文，对李光耀为新加坡繁荣发展“居功至伟”的贡献进行了点评，其中包括他“谨慎处理种族、宗教与语言的敏感问题，以维护政治的稳定”的成就。的确，新加坡倡导的种族融合政策及其实践，立足于新加坡种族、宗教、文化、语言多样性的国情，广泛渗透于新加坡社会治理和社会生活之中，是新加坡人国家认同的重要政策支柱之一。

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的实践

新加坡的国民成分中，华人约占75%，其次为马来人(约13%)、印度人(约9%)、其他混血(约3%)。其种族融合政策覆盖各种族，但又有族别差异，例如“双语教育”(英语、母语)中的华语文限于普通话而不支持闽粤语等方言。

这套种族融合政策的实践，总体上追求社会各个领域的比例均衡，在公务、企事业部门和服务行业等领域都彰显着三大种族的配额，与此相适应的则是公共服务设施和媒体中英文、华文、马来文、泰米尔文的使用等，甚至延伸到族别性的食品供应。这些政策实践，看似强化和保护了各种族的特征和自我认同，但是塑造“新加坡人”认同的努力，则在国家的其他制度、政策和社会生活规范中形成更加广泛的共性。

新加坡的种族融合政策及其实践是“新加坡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与该国选择的道路、制度和理论融为一体。因此，研究新加坡倡导的种族多元主义理念，分析新加坡实行的种族融合政策实践，不能脱离新加坡的国情实际。

在有关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的实证研究中，按不同种族的比例配购政府组屋的政策，是广受人们推介的成功经验。这项旨在鼓励各种族共居相处的政策，规定了每个社区、每栋公寓楼宇中，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以高于其在国家总人口中所占比例配购，创建了社区生活、楼宇家居中的多元共处环境。这项政策自1989年实行以来，促进了新加坡各种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互相尊重、和睦相处。在解决广义的民族问题(包括种族、宗教、移民等)方面提供了一种经验。

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和政策理念具有先进性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是治国理政的重大事务之一。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突出了“尊重历史、符合国情、顺应人心”的特点。但是，鉴于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民族多样、人口规模、分布特点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别等因素，特别是面对着西藏、新疆地区存在的特殊斗争，先进理念和制度优势的实现程度还不充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政策和理论“技不如人”，甚至在制度层面产生别人有我们没有，就要去模仿别人的自卑感;或者出现我们有别人没有，就觉得是多余而必欲去之的妄自菲薄。

很多人对中国承认多民族的身份不解，认为是自找麻烦，对身份证上标注族别信息诟病颇多，主张借鉴新加坡组屋政策中种族混居配额制。但是，这种主张却忽略了新加坡实行这种政策的依据：即建立在承认多种族且在身份证上标注“种族”(race)这一政策之本。否则，新加坡建屋局根据什么来控制组屋计划的社区、栋宇的种族配额？或者说，中国取消了身份证上的族别信息，是否还需要或者如何实现各民族嵌入式居住？

中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和政策理念，在世界范围具有先进性，这是一个事实。建国之初开展的民族识别工作，是承认少数民族平等地位、推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制定民族政策的基础。而美国等西方国家在1970年才开始实行承认种族、民族、移民多样性的国情，实行多元文化主义的“平权政策”。英国直到2014年才承认康沃尔人是与苏格兰、威尔士、北爱尔兰人具有同等地位的少数民族。

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的立足点首先是承认种族身份，而不是自欺欺人地抹杀种族差别。不仅如此，从2010年以来，新加坡在承认种族多样性方面实行了双重族别身份的政策，即不同种族夫妻的子女可以选择诸如“华-马来人”“高加索-华人”“马来-印度人”等不同组合的种族身份多达90余种，而且这种选择首次实现了随父或随母的男女种族平等。在中国的异族通婚中，子女从来都可以自愿随父或随母，这当然是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先进实践。

在承认民族多样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体，是高度的政治智慧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其中也特别指出：那种“企图通过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来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承认多民族的国民结构，立足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深刻理解各民族“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相悖”的辩证统一，是全面认识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基础。在承认民族多样中实现中华民族的一体，这是一种充满自信的高度政治智慧。

新加坡种族融合政策实践的特点，是国家的制度设计、法律保障和政策实践全面渗透了种族多元主义的理念，即建立在承认种族多元身份基础上的社会整合。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对我们深刻认识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做出的“民族工作涉及方方面面，方方面面都有民族工作”论断是有启发的。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