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光让农民扛起淘汰“毒农药”重任

【淘汰毒农药是农民的事，又不全是农民个人的事。国家除了对明令禁止的农药品种加大查处力度外，还应大力发展高效低毒的生物农药。与此同时，建立健全生态农业产业链，通过专项补贴让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让农民尝到淘汰“毒农药”的甜头。】

昨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三审稿提出：国家鼓励和支持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推动剧毒、高毒农药替代产品的研发和应用，加快淘汰剧毒、高毒农药。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和中草药材。

上世纪60年代，一本《寂静的春天》促进了社会环保意识的觉醒。在这本书中，作者蕾切尔·卡逊描述了可怕景象——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等各种生物的“寂静”世界，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元凶就是高毒性的农药DDT。这本著作出版后引来轩然大波，美国也在1972年禁止使用DDT。近年来，我国也曾发生不少滥用农药而导致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批有毒农药先后被禁止使用。此次在立法层面上，明确淘汰剧毒、高毒农药，不仅是对公众身体健康的保障，对解决社会关注的土壤污染问题来说同样是一大利好。为了不让“寂静的春天”在中国上演，加强对农药使用的管理必不可少。

但也必须认识到，动辄对农药喊打喊杀并非理性，而要在保证农产品生产和保障公众食品安全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因此，社会上也有一种观点，担心限制使用农药会造成农作物减产，抬高生产成本，给收入本就不高的农民带来更大负担。当然，这一担忧不是没有理由。但在笔者看来，加快淘汰剧毒、高毒农药，除了对公众健康的好处之外，对农业和农民自身而言也绝非坏消息。只要有适当的补贴、引导机制消化转型成本，这反而是进一步提升行业竞争力、增加农民收入的绝佳机遇。

首先，近年来屡屡有农产品被曝使用剧毒农药，对当地农户带来的打击往往是毁灭性的，这背后反映了公众对滥用农药的不安全感。比如最近海南万宁“问题西瓜”事件发生后，有万宁瓜农呼吁追查到底，坚称不能让所有海南瓜农担上这个污名。所以，一个地方、一户农民用了毒农药，便可能给当地所有农户带来严重影响。严禁使用剧毒、高毒农药入法，对守法农民来说是一种保护。

其次，如果说曾经国人只追求“吃饱”，今天人们已经开始追求“吃好”，为了提高产量而使用的高毒、剧毒农药，应让位于健康、安全的生活理念。时下，同样的蔬菜品种，不使用农药的单价比普通蔬菜贵上不少，一些农户完全可以顺应市场需求，从“加量”转移到“提质”上。也许产量减小了，人工捉虫等劳动成本高了，但随着售价的提高，再加上适当的环保补贴等，利润率也可能不降反升。价格更高的绿色蔬菜大行其道，正说明安全、健康的食品仍然是市场稀缺。当消费者愿为品质埋单，上游的生产环节理应顺势做出改变。

因此，淘汰毒农药是农民的事，又不全是农民个人的事。国家除了对明令禁止的农药品种加大查处力度外，还应大力发展高效低毒的生物农药，给农业生产找到更加安全的替代品。与此同时，建立健全生态农业产业链，通过专项补贴让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型成本降下来，才能真正让农民尝到淘汰“毒农药”的甜头。

在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农药使用得多了，病虫害就会产生“耐药性”。农业生产也是一样，过于依赖农药，甚至铤而走险使用高毒、剧毒农药，将带来极大安全隐患。只有通过政策的引导和扶持，多方面消化“毒农药”的淘汰成本，才能避免“耐药性”产生，让我国农业发展远离“寂静的春天”，早日走上生态农业的环保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