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拥有7000张床位,被媒体称为“全球最大医院”的郑大一附院,因公布2014年营收情况而引来各界高度关注,甚至诸多非议。这家公立三级甲等医院在2014年实现营收75.21亿元,而外界有评论说,在这一“喜人”数字的背后是患者付出的高昂医药费。 一般来说,在医疗服务昂贵而稀缺的时候,医院的日子太红火,则意味着病患的日子不好过。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有河南本地媒体戏言,郑大一附院75亿元的营收让河南人“肝儿疼”。短短6年,郑大一附院的营收额从6亿元增长至75亿元,这从经济的角度看,也许是正常的。但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制度设计来说,是赚是亏,恐怕还难以定论。 这样的担心,其实可以化为最简单的疑问:郑大一附院凭什么“异军突起”?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应着河南本地过多的病情、抑或是当事医院超常的禀赋要素,这也无话可说,但这么一家三甲医院,因资源与政策优势而产生虹吸效应,进而“召唤”来层次不分、对象不等的各级医疗市场,这究竟是当地民众的幸或不幸? 就像业界道出的真相,“拥有河南最牛的一批专家团队和顶级医疗设备,不去研究攻克疑难杂症,却大病小病都治,连简单的头疼发烧都治”。这也就无怪乎有的媒体直接称其为“全世界最大的乡镇卫生院”。或许这并不是玩笑,譬如有人质疑郑大一附院身为河南唯一一家集教、研、临床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三甲医院,3年时间仅有一项重大科研突破。 “全球最大医院”,于看病贵、看病难来说,意味着什么?三级医院吸聚各种资源,医疗卫生的均衡就成了梦呓。结果,医疗领域的马太效应,必然放大患者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不信任感。旨在纾解医卫症结的分级诊疗等,如何做到呢?大医院再温馨、再贴心,对于基层患者来说,必然意味着医药开支之外,还要承担巨大的附加成本。 此外,在新医改的版图上,公立大医院应该有公益大担当。譬如国务院发布《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17年,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全面推开,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总体上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低到30%以下。换句话说,弱化经济收益,缓解百姓看病贵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总方向,这个时候,6亿元到75亿元的飞速跳跃,意味着什么?更何况,从培育多元市场主体、解决多层次医卫需求的趋势来看,三级医院过于庞大,必然挤压民营等医疗机构的生存空间。 我们固然要看到郑大一附院的付出与努力,但三级医院患上“巨人症”,终究不是新医改之福,更不是公共利益之福。无论是当地医院太少,还是当事医院太强,都对应着公共投入与资源配置失衡的现实。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来说,超级医院频现,更是撕裂社会公平的“剪刀手”。也许,“全球最大医院”是该减肥瘦身了。(福建日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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