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老案”当事人搬家的制度性反思

【让诬陷者不仅付出道德成本，更要付出法律代价，他们才不敢恩将仇报。同时，我们要让法律扬善，让做好事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顺其自然，自然而然。】

四川达州“扶老案”已过去两年多，但对于事件中3位得到“委屈奖”孩子的家庭，纠结和顾虑仍如影随形。小江的父亲让儿子转学，为了照顾儿子，江先生和妻子也不得不离开达州，举家搬迁，这是这个家庭的艰难抉择，“毕竟，我们已经在达州买房了。”

这起“扶老案”本已有个光明的结尾:讹人者被行拘，扶人者受褒奖。而小江家退回委屈奖，并搬离达州，可谓“横生枝节”，让光明结尾蒙上了阴影。目前的种种信息，无法说明小江家受到了威胁，但他们选择搬离，与无奈、焦虑，乃至恐慌有关。

江先生说，“主要是从孩子安全角度出发”。这意味着，在江先生看来，他一家仍处于恐惧之中，并未彻底摆脱梦魇。而另一方当事人——蒋婆婆，如今仍表示:“我们仍在继续寻找证据以证明清白，我们并没有放弃。”这也许是促使江先生搬家的一个因素。

搬还是不搬，是江先生的自由;证不证清白，也是蒋婆婆的权利。但要看到，扶人被讹虽是个例，却极具杀伤力，以至于有段子调侃，“遇到敢扶人的男人就嫁了吧，肯定是富二代。”如果放任讹人现象，道德恶化必将不可收拾，陷入每况愈下的境地。

基于此，应从两个方面反思。其一，如何彻底遏制扶人被讹现象?深圳曾出台被称为“好人法”的《深圳经济特区救助人权益保护规定》，其中明确规定:被救助人捏造事实，诬告陷害救助人，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规定行为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部法规是全国首部保护救助人权益的法规，导向意义不容低估。

显然，让诬陷者不仅付出道德成本，更要付出法律代价，他们才不敢恩将仇报。简言之，让守法者不孤单，让违法者存畏惧，好人才不难做。

其二，如何倡导人们向善?应看到，具有惩戒性的法律，或可保证一些人不敢诬陷他人，但难以鼓励人们做好事。为此就需对行善者积极奖励，让做好事的人，不仅获得心理上的成就感，还能获得物质乃至精神层面的犒劳。当做好事不仅无后顾之忧，更能被全社会高度认可时，做好事就能蔚然成风。

应该理清的是，现实中确有讹人的老人，他们消费搀扶者的善心，败坏社会风气。但不能就此形成批判定式，一看到老人声称扶人者是撞人者，就认为老人很恶，扶人者很冤。同时，更不能认为是坏人变老了，将老人污名化，陷入另一个极端。

“法律之明了，不尽在其条文之详尽，乃在其用意之明显，而民得其喻也。”诬陷搀扶者，确实可恶，让违法犯罪者交由法律处置，是最好的途径。同时，我们要让法律扬善，让做好事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顺其自然，自然而然。

本报特约评论员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