号贩子问题需要厘清几个关系

近日，一名女子在北京一家医院怒斥黄牛抢号的视频引发热议。

号贩子并不是新生群体，如同春运期间专门抢购车票的黄牛，面对大医院挂号“一号难求”的巨大需求，尽管名不正言不顺，他们依然在“产业链”中过得风生水起。号贩子到底有多猖獗，看看该视频的转发量和点播量就能估摸个大概：这段视频戳痛了许多患者及其家属的心窝。问及号贩子何以大行其道，不少人反射式地想到医院同其可能存在利益关联，但过分情绪化的“以为”往往容易遮蔽事实。

对号贩子的愤怒，大家感同身受，不过涉及到具体事实，我们仍需讲究切实的证据。根据视频以及部分在场者的回顾，事实是：女子在排队轮到自己时没有抢到号。尽管她排号相当辛苦，尽管她陈述的关于号贩子从300元到4500元价位炒号的情况可能属实，这些都不能推导出其排号失败是号贩子暗箱操作的结论。我们不能将一种社会情绪无限地投注到对一桩事实的确证上。所以，医院和卫计委的表态未必是打官腔，医院在事发后为其安排了其他医师会诊，并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这些都无可厚非。

病人挂号就诊，最直接的关联方是医院，但病人和医院这样简单的二元关系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有人以为，号贩子横行与医院的保安甚至医务人员包庇有关。这种意见并不严谨。许多记者调查发现，号贩子往往抱聚成团，成立“公司”，内部互有分工，在前线抢票的多是用低廉薪资雇佣的专门人员。换句话说，在分层管理结构中，他们没有必要为贿赂医院保安等人员增加成本，愿意出卖劳力、全职抢号的大有人在。不过，即便撇清“私相授受”的嫌疑，医院对抢号者也确实无执法权限，保安人员也常常没有真凭实据证明对方抢号，可是，面对专职抢票人员，管理人员不会感觉眼熟？其中是否有“人情观”在作祟呢？

我国医疗卫生资源在地域分布上确实不均衡，像北京这样的大城市，优质资源相对集中也是事实。不少学者认为，医院资源的供不应求才是号贩子生生不息的根源。这有一定道理，可在逻辑上却显得有些不自然。医疗资源具有公益性，并不能完全用市场规律来解释。无论一个国家医疗事业如何发达，医疗资源都会维持在相对不足的状态，这是因为医疗条件改善的同时必然迅速抬升相应的需求。医疗资源的充沛与否直接影响的是由于资源不足所致的看病难问题，不是号贩子问题。号贩子存在的根本原因，不是他们率先掌握并垄断了有限的资源，而是由于他们在法律边界制造出新的资源，并以此牟取暴利。挂号对于病患是成功就诊的前提，对于并不需要就诊的号贩子则没有任何程序和功能上的意义，换句话说，他们把持了病人就诊的钥匙，原本钥匙只能属于病人，由于这在常识上理所当然，法律并未对其做出清晰界定。

号贩子屡禁不止，广大群众是最大受害者，白衣女子怒斥黄牛的视频受到全社会关注，带有偶然性，我们不能将希望寄托于这样的偶然渠道。在法律上厘清医院挂号等单证使用权责，建立更普遍的监督举报机制，对于买卖挂号单证等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医疗机构定期考核管理人员等措施，都有实施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