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教师”让我们付出多少社会成本

甘肃省陇南市的一群官员，“合作”了一把，把各自的亲友共19人弄进公办教师花名册，吃上了“皇粮”，一吃吃了三年，共领取财政工资117.84万元。日前，这起“假教师”案已进入二审。

“假教师”的败露，是一个意外，是拔出萝卜带出来的“泥”——2014年，陇南市检察院在查处一起农村基层组织成员职务犯罪案件时，才把“假教师”案牵连了出来。如果没有这个意外，这19人很可能还在安然地吃着“皇粮”——其实是纳税人的“供养”。

制造“假教师”，本是见不得人的。但是，陇南这件事，因为参与的人多，保密程度并不高。除了主谋、曾任职甘肃陇南市文县农牧局下属二级局局长的蔡中华，还有文县人事、教育部门多名相关人员，如文县人事局工改办主任任于洲、县教育局人事股长刘继成、教育经费管理中心主任李文平、相关学校的领导等——在这几个相关部门内部，这件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半公开的。这至少说明，相当数量的官员，视内部人的贪腐、违法行径为正常，或者是敢怒不敢言。

人事部门及包括学校在内的教育系统——类似的机构，都有一定的“内部性”、封闭性；“内部人”的利益、命运基本上掌握在部门权力手中，这是部门首长行不法之事而有恃无恐的主要原因。“假教师”案受到查处，主要应归功于陇南市检察院，它层级高于文县人事、教育部门，更重要的是，相对于这些部门，检察院是“外部机构”，如果没有特殊的“关系”，检察院不会受制于文县教育局、人事局；文县方面也很难对其“做工作”。

这给我们一个启发：两个部门间距离越远，越是没有工作关系和个人关系，一方越不容易被另一方“做工作”。但是，在现实中，两个部门只要有一点点的私人关系，权力勾兑就会发生。县乡一级就基本上是熟人社会了，说个人情，拉个关系，太平常太容易了——就在大家视如平常中，“权力走私”悄悄地完成了。

那么，“权力走私”的真正克星是谁呢？是彻底的公开，向全社会公开，让全体社会成员来监督。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某个权力部门或某个握有大权者，他能够“做工作”的对象，一定是远远少于不能“做工作”的对象，这样一来，“做工作”也白做。而对社会成员来说，监督官员没有任何报酬，任何人都愿意做，这样，社会正常运转的成本就降到了最低。

但是，这是不是一厢情愿呢？你说成本很低，他觉得他获取权力付出的成本还没有收回呢，还有利润。他认为权力不能为个人所用，就是他无法承受的成本。当然，最大的账应该怎么算，是人人都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