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的中青报第二版头条报道“想生二孩,问题是谁带”,第三版头条报道“56。9%受访者明确表示愿意‘带薪’回家护理老人”。不管编辑是有意还是无意,“抚小”与“养老”两大社会焦虑的问题同时进入视线,很容易让人联想并进行“脑补”。 笔者想起了新加坡近几年推行一项购房新政:父母子女购房成近邻,如果是首次购买政府组屋,可以获得四万元(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购房津贴。此举一是解决了父母可以就近帮助儿女带小孩,二是解决了父母年岁大了之后儿女们赡养的便利。这项购房政策获得市民的拥护,促进了大家庭建立紧密联系。 这个办法对于幅圆辽阔,人口迁居复杂,一个大家庭并不一定在一个城市的中国来说,效力作用不一定比得上一个城市国家。但父母子女在一个城市的毕竟会是多数,如果借鉴,还是会惠及相当一部分人。按这种一箭双雕的思路,可以引出更多新的办法。 比如,由政府补贴,儿女“带薪”回家护理老人,虽然面临一些质疑,但在独生子女大部分进入成家或中年的社会,它是国家对于社会为计划生育付出代价的一种反哺。现在政府鼓励生二孩,仍然关联这两代人。既然养老政府可以出钱,养小出钱也符合逻辑。需要注意的是,补贴“养老”主要针对有困难的失能或失智老人,补贴“抚小”主要针对抚养二孩在经济和时间确有困难的群体。 按这个思路再看,为了鼓励生育二孩,从国家到各省市,都进一步延长了女性生育的产假,上海增加30天,山东增加60天。同时,很多地方新增了男性陪产假,这类看似利好的政策,其实催生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生育女性将遭遇职场更加严重的排挤。为此,不妨考虑男女双方享受同等长度的假期,或者缩小男女休假时间的过大差距,前提是男女轮休,这既解决了在生育问题上的男性缺位,又一定会大大弱化社会对生育女性在就业方面的压力。同时也就减轻了老一代人在“抚小”上的负担。 “抚小”和“养老”不单是一个家务事,在一个家庭,它是精力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在一个社会,它都归结为一个社会保障问题。还有许多环节可以统筹考虑设计政策。同时,不论是老人还是儿女,既要提倡家庭担当,也要有社会责任意识。“软件”不配套,再好的“硬件”有可能成摆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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