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责年龄调整需要审时度势

近年来，各地校园暴力事件频发。全国人大代表、东南大学党委书记易红认为，立法、惩戒机制和教育机制的缺失，使得国内校园暴力长期以来停留在道德层次，没有上升为法律议题。“校园暴力”干预机制的滞后和犯罪成本低，让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易红代表建议，对校园侵害情节恶劣者依法判处严刑，对于轻微的违法犯罪行为，法律也要做出更细化的规定，便于各地司法机关在惩治该类行为时有统一标准；适当提前刑事责任年龄。

今年初，广州番禺11岁女童盈盈失联案侦破，杀害女童的嫌犯韦某（19岁，广西人）已被警方抓获。经警方核查，韦某曾于2010年在其家乡掐死一名男孩，因作案时年龄未满14周岁依法不负刑事责任；2011年，其在家乡又因持刀伤害小女孩被判刑6年。2015年11月，韦某减刑释放后来到广州市番禺区，2016年1月18日杀害盈盈。

中国在1979年颁布的首部刑法中规定14周岁为“最低刑事责任年龄”，迄今该规定已经沿用了37年，其合理性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根据法律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罪……应当负刑事责任。”法律之所以做出如此规定，或许出于未成年人特殊的心理、生理状况，以及其主观认知不成熟，以此来保护未成年人。但法律规定虽具有良好的初衷和目的，但却在现实操作中，遭受了质疑和诟病。

就拿杀害11岁女童盈盈的嫌犯韦某来说，他之所以在短短五年间，连续犯下三桩伤人案，不能不说他很好地利用了这一“护身符”。正是这一“刑责年龄”让他有恃无恐，从初犯变成惯犯，终成杀人狂徒。不能否认，当初法律确定的“刑责年龄”有诸多合理因素，如社会环境单一，青少年受到不良影响的机会不多；社会治安较好，青少年犯罪率不高，尤其是恶性案件极少；青少年普遍比较单纯善良；生活条件不是很好，青少年的身心发育较迟等等。但时移世易，随着社会的发展，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叠加，14周岁以下不承担刑事责任的规定理应成为过去时了。

在很多暴力性案件中，我们常常看到行为人都未满14周岁，如果总是因为年龄小而不追究刑责，无疑就是对这些未成年人的放纵。更何况，是否承担刑事责任，不能总是以年龄作为衡量标准，还应该参考作案的方式、恶劣程度等等，以此来判定未成年人的认知是否达到承担刑责的情形。

国际惯例而言，亦没有对青少年霸凌网开一面。英国刑事责任年龄最低可以到10周岁，该国司法部认为，10岁的儿童已经完全有能力区分淘气行为和犯罪。在美国，自上世纪80年代之后，各州普遍降低了“刑责年龄”，甚至法庭上出现过10岁的少年犯。即使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国外成熟的司法经验，但根据国内社会发展和青少年身心发展变化的时代特点，与时俱进，适时调整最低“刑责年龄”则是很有必要的。

来自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统计资料显示，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14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又占到青少年犯罪的70%以上，未成年人犯罪呈现低龄化趋势。但从处理结果看，最低法定年龄恰恰成了很多施暴少年的“护身符”，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免于刑责。刑事责任年龄认定与其说是一个法律问题，不如说是一个技术问题。对于未成年人暴力犯罪，不妨从犯罪细节及证据入手，通过缜密的分析和论证，来推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应承担相应刑责，而不能仅以年龄判定罪与非罪。

随着青少年暴力犯罪的频发与升级，如何处置未满14周岁的犯罪少年，应该重新探讨和加以考量。法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应该不断完善和更新，并保持新陈代谢的机能。就现实而言，应尽快修改和完善相关法律，适时调整刑事责任年龄，这是一个宽严并济的系统工程，需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设计，才能补上“低龄犯重罪”的这块司法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