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怒斥号贩子

【真相并不是“没有勾结就没有黄牛”，而是“没有资源紧缺就没有黄牛泛滥”。“黄牛”问题，问之医院，问之警察，都不如问之医疗体制改革。】

近日，一段“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一女子在医院大厅怒斥黄牛将300元的专家号炒到4500元，称医院与黄牛里应外合，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挂到号。对此，涉事的广安门医院回应称，经医院初步调查，此次事件无保安参与倒号的行为及证据。北京市卫计委则表示，对“号贩子”现象尤其是医疗机构内部个别不法人员内外勾结的行为，始终“零容忍”。

院方“此次事件无保安参与倒号的行为及证据”的说法受到了一些质疑：权且相信此次事件没有保安参与，别的倒号事件是不是有保安参与？保安没参与，医院其他人员有没有参与？公众舆论的挑剔，并非毫无来由：一方面，不论医院、卫计委如何自证，视频里女子所经受的200元挂号票被炒到4500元的事是真真切切的；另一方面，面对一些公共事件，人们常常会依据自身感受，去获得对真相的想象与判断。而“没有勾结就没有黄牛”这一命题，几乎是一种不需要论证的关于医疗资源分配的最朴素认知。

那么说到底，此次事件到底有没有内外勾结？理性而言，医院当然不愿意把脏水泼在自己身上，而任何事情又不能单凭经验与想象，那就需要等待警方的调查结果了。虽然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但谁能保证警方的调查能够真正深入，又有谁能保证黄牛与内鬼们不会建立攻守同盟，死扛不说？所以一切仍然难以预料，而结果也就很可能仍旧故我：仍然一号难挂，仍然黄牛遍地；医患双方仍然互不信任，黄牛则仍在两者之间游刃有余。从这个角度说，我宁愿相信医院与患者一样，都是黄牛的受害者。

那么我们真的拿黄牛毫无办法？事实一再表明，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黄牛党绝不会因为打击而减少，只会因为打击力度的加大而提高炒号价格。归根结底，对黄牛现象的治理，需回到“资源”二字上来。

真相并不是“没有勾结就没有黄牛”，而是“没有资源紧缺就没有黄牛泛滥”。黄牛的出现，只是因为挂号成为了一种相对紧缺的资源。这个时候，其实不论有没有勾结，黄牛都会出现在那里。黄牛的猖獗，病根仍在医疗资源的过度集中，以及专家资源的高度稀缺。说来说去，这还是一个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及合理利用的老话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黄牛”就仍将是我们所有人都必须承受的。

“黄牛”问题，问之医院，问之警察，都不如问之医疗体制改革。“医改”已经进行了不下于20年了，“新医改”也不下10年了，然而为何总是改不到位呢？

杨耕身

近日，一段“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在微博刷屏：一女子在医院大厅声嘶力竭地怒斥黄牛将300元的挂号炒到4500元，医院与黄牛里应外合，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挂到号。当事医院称已为女子安排医生诊治，并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医院有号贩子”。（1月26日《法制晚报》）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部分医院，尤其是较为知名的三甲医院，预约挂号即使挂满了，也可以通过“黄牛”成功预约，黄牛甚至声称“没有挂不上的号”。有记者就尝试着挂一家三甲医院的某位主任医师的号，医院指定的两家预约网站均显示号已经被约满，记者再找到一家网站，网站宣称拥有正规号源且不挂普通医生号，在线客服也表示说，只要提供患者资料，登记付款后便能安排挂号。记者按照指引付费之后，第二天果然收到成功预约的短信。

黄牛赚钱自然是不择手段，要价也高，这对于患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打击黄牛，不是没有办法，要提高技术含量也不缺乏技术。据了解，为了打击新兴网络“黄牛”，广州市的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实时监控后台预约号池，对每个挂号的身份证、电话号码以及IP地址都有自动的约束机制，达到每天2次、每月6次的限量会停止对其放号。技术力量提高并不困难，难的是提高责任心，如果真的能够从维护患者利益的角度考虑，打击黄牛绝不是什么难事。

郭文斌（浙江 教师）

近日,一段“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在网上热传:一女子在广安门医院大厅怒斥黄牛将300元的挂号炒到4500元,称医院与黄牛里应外合,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挂到号。此事发生在上周二,并且该女子已经得到了医生的诊治。26日,广安门医院通过官方微博回应,经医院初步调查,此次事件无保安参与倒号的行为及证据。

其实,屡禁不绝的“号贩子”不仅严重侵害了患者的权益,更扰乱了医院正常的问诊秩序,让院方和医生都不堪其扰,从某种程度上说,医院也是受害者。可为何视频里女患者怒斥医院与黄牛里应外合,这种“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的指责,在民间颇有市场。多数人也认为,号贩子群体之所以长期存在且屡禁不止,根本原因,正是号贩子与医院内部人员勾结。到底谁在给医院的“号贩子”撑腰?真的是每家医院里都有“内鬼”吗?

作为普通民众的情绪发泄,自然可以痛斥“号贩子”上面有人,过过嘴瘾。可如果真要言之凿凿地指责医院,就必须拿出掷地有声的证据。

不妨以“号贩子”拿号的路径作为切入点,看看其牟取暴利的缺口在哪儿?当下,“号贩子”拿号的方式主要有三种:其一,网上囤号。因为多数医院的网络挂号平台并未与公安部门的身份证系统联网,实名制成了“伪实名”。一些“黄牛”利用已有身份证件甚至编造虚假身份信息,先将线上号源“秒杀”囤积,找到买家后取消原有预约,再立刻用患者真实姓名补占。其二,倒卖占位。不少“号贩子”在医院专职蹲点,常年占据排队挂号的“队首”位置,甚至暴力干扰患者正常挂号。其三,获取医院内部号源。就此而言,前两者并不需要有医院的关系。而多数号源正是通过前两种途径,倒卖出去的。

既然“号贩子”牟取暴利的过程,并不必然需要医院的参与。那打击不力,总可以归咎于医院吧?有过通宵排队挂号经历的患者都知道,队首站着的都是“号贩子”的小板凳,排队的“患者”也看上去凶神恶煞、气势汹汹。寄希望于并无执法权的医院保安或者挂号室的工作人员,恢复正常的挂号秩序,显然并不现实。就连公安机关拿“号贩子”都无能为力,因为法律规定的缺位,造成了“号贩子”钻了“无法可管”的漏洞。当前我国刑法仅对倒卖车票、船票的票贩子有明确入罪规定,但对于倒卖医疗号源的号贩子没有针对性规定。北京月坛派出所民警曾向媒体吐露执法中的无奈:根据现行法律,抓住了这些号贩子只能治安拘留五天；罚款金额太低,基本都在一百元以内；罚了就不能拘,拘了就不能罚,因此总不能对号贩子形成致命打击。

由此来看,真正给“号贩子”撑腰的,一则是挂号流程上存在的技术性漏洞,二则是惩处方式上的法律漏洞。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全国优质医疗资源分配严重不均,分级诊疗制度尚未普及,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医院成了“全国看病中心”,无论病情轻重,患者都迷信到“大医院”就诊,过度医疗也造成了大医院“一号难求”的现状,变异成滋生“号贩子”的土壤。

个别医院内部确实存在人情诊疗的现象,但因此把“号贩子”的猖獗全部归因于医院并不客观。要想彻底打掉“号贩子”的饭碗,还需要从上述三个方面逐一入手,各个击破。堵住技术漏洞,让实名制就医“名副其实”；及时修法,让倒卖医院号源者入刑,增强法律威慑力；推广分级诊疗制度,均衡优质医疗资源,让更多的患者无须千里奔赴“北上广深”才能就医。

【鉴于中国国情，最可能的改进方向，是进一步完善已经开始实行的混合分配模式。即开办更多优质的私立医院，让有钱人按价高者得的方式享受到优质资源，同时增加公立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让低收入患者按照辛苦者得的方式，相对公平地分配较低价格的优质服务。】

近日，一段“女子怒斥号贩子”的视频在网上热传，视频中白衣女子声嘶力竭的怒斥和泪水，无疑戳中了大多数网民的泪点和痛点。（相关报道见1月27日《北京青年报》）

视频中女子指控院方与号贩子“里应外合”的情况是否属实，公安机关已经介入调查，该女子也已经由院方安排就诊，这一事件本身似乎已经告一段落。但无可否认的是，看病难已经成为社会公众的痛点，而活跃于挂号窗口前的号贩子，又“劫胡”了很多辛苦排队的患者的挂号机会，于是号贩子顺理成章地成为千夫所指的罪魁，似乎号贩子已成看病难的症结。

但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无论号贩子采用何种手段占有号源，目的都是转手倒卖。而既然号贩子能够高价转卖，则证明专家号确属医疗市场上的稀缺资源。而如何对稀缺资源进行分配，从来都是难题。现实中存在的分配方式，大约有按价格分配（价高者得）、按权力分配（特权或关系）、按时间分配（排队），或最新出现的按技术分配（熟练的网络抢票甚至抢票软件）。而具有不同资源优势的群体，对不同的分配方式会有不同的偏好和评价。有钱的就喜欢按价格分配，并认为最符合市场规则因而最为公平；低收入群体则可能更偏好按时间分配，并认为谁排到算谁的是最公平的方式。

而我国目前的医疗体系，仍然坚持低价策略，无论是4元钱的普通号，还是几十元的专家号，或几百元的特需号，都既无法如实体现医生的真实劳动价值，也不能如实反映真实的医疗供需关系。这样的定价策略，必然将医疗资源，尤其是更为稀缺的专家号，导向按时间分配的方式，彻夜排队也就变得不可避免。而经过持续的严厉打击，目前号贩子所能采取的抢号方式，基本已只剩提早排队一种。也就是说，这些号贩子所做的“工作”，基本是把所付出的时间成本，转换成买号患者的价格成本。对于那些辛苦排队的患者来说，号贩子破坏了“辛苦者得”的公平，但对于那些花钱买号的患者来说，号贩子却间接促成了“价高者得”的另一种公平。

因此，号贩子不是看病难的原因，而是其结果。甚至有经济学家称，号贩子只是“发现了真实价格”，舆论应该为其正名才对。

这样的“高论”，看似符合经济学原理和市场分配原则。问题在于，医疗资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如果完全遵从价高者得的分配方式，则意味着大多数低收入群体将无缘享受优质医疗服务。医疗资源分配不均的背后，隐含的是生命价值和生命机会的不公，是一个让人很难接受的现实。

理论上，解决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增加优质医疗资源的供给。当专家号不再稀缺，则患者不需彻夜排队，号贩子也就没了机会。但即使最乐观地说，这个过程也注定漫长。而更客观的判断是，即使医疗资源供给总量充足，优质医疗资源也注定永远稀缺，正如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已近乎过剩，对名校资源的竞争依然如火如荼一样。因此，优质医疗资源的分配难题将长期存在，挂号难也不会消失。

鉴于中国国情，最可能的改进方向，是进一步完善已经开始实行的混合分配模式。即开办更多优质的私立医院，让有钱人按价高者得的方式享受到优质资源，同时增加公立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让低收入患者按照辛苦者得的方式，相对公平地分配较低价格的优质服务。

既然如此，与稀缺资源伴生的号贩子就不会消失，与号贩子之间的斗智斗勇，也就永无尽期。为打击号贩子而投入的人力、物力，乃至为此而损耗的政府公信力，也是不得不付出的社会成本。

本报评论员 张天蔚

【资源不对等，决定了互联网很难赶走黄牛。眼下对资源分配各环节进行严格设计和监督，保证起码的机会均等，很重要。】

有朋友曾问过我：如今情势下，还有什么是“互联网 ”改变不了的？我难以回答：创业浪潮一股接一股，O2O项目春风吹又生，目力所及的行业不是已被颠覆，就是将被颠覆，我真想不出哪个领域面对互联网席卷油盐不进。这两天微博热传的“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却给了我答案。

视频中，一女子在医院大厅怒斥黄牛将300元的挂号费炒到4500元，医院与黄牛里应外合，害得她从外地赶来排了一天队都没挂到。昨日上午，涉事的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回应，该女子已得到医生诊治，并称“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医院有号贩子”。更早之前，北京市卫计委表示已介入调查。

我想起，去年9月，协和医院曾开发过手机APP用来挂号，消息传出，朋友圈里有几个媒体人感慨：一个医院APP，不如多存两个号贩子手机号靠谱。而视频里的小姑娘，似乎证实了其判断。在医院挂号问题上，互联网好像失去了颠覆传统的能力。

这几年来，很多医院在挂号方面没少借用网络平台。大的有北京市预约挂号统一平台和114挂号平台，很多医院也开发了官方APP，但这些，依然解决不了挂号难的现实难题。APP挂号一经推出，去年就有媒体探访发现了一堆专业用APP抢号源的黄牛党。

互联网为何在医疗领域里常会显得束手无策？因为医疗资源和火车票一样，不只是稀缺商品，在现有医疗体制下更是被定义成为公共福利品。被认定“人人有份”的公共福利，公平就是至高原则。

而互联网所能颠覆的，是传统行业中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问题，以共享型的经济和信息结构解决掉冗余环节。但互联网很难赶走黄牛，因为其问题并非信息不对称，而是资源不对等。资源不对等，是体制性的深层弊端，依靠互联网的外部颠覆，很难达成实质性改变。有数据显示，2013年，日均70万外地患者来北京看病。很难想象，在公立医院占据了绝对优势资源、全国最精英专家又集中的情况下，互联网医疗该如何寻找到突破口？

一个女孩的痛诉引起几乎是一边倒的共鸣，证明了这种资源结构容易滋生怪病。中间的号贩子，一旦拥有通向资源的便利特权，比如，和保安搞好关系来插队，或是组织技术团队在APP上刷号，都会造成实质不公。

资源稀缺作为不可更改的现实，很多人其实早已默认，但他们不能容忍这种结构里滋生出来的寻租链条。哪怕只是讨好了一个大门保安，这是显性的不公正，遇上积怨，就足以变成汹涌民意。

讽刺的却是，在涉事女孩火了之后，有互联网公司借势营销，“是时候让互联网拯救医疗了”。但互联网短时间内，其实很难安抚女孩的哭诉，那需要市场、公益齐头并进。但越是封闭性的顶端资源结构，越需要更严苛的监管。专家号固然不多，但对资源分配的各环节进行严格设计和监督，保证起码的机会均等，眼下也很重要。

涉事广安门医院称，一直在“增强安保力量，开展治安巡查”，但程序不完善，纠察作用寥寥。一个看似无解的问题总有现实的缓解办法，而哭泣的女孩和同情者所需要的，正是这类缓解办法。

□胡涵（媒体人） 

近日，一段近3分钟“外地女子北京看病，怒斥黄牛”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里，一个穿着白色羽绒服，说着东北口音的女子情绪非常激动，怒斥黄牛，“你们太猖獗了，300元挂号费炒到4500元，老百姓一大早就来，等了一天挂不上号。”并向周围人高喊“所有的票贩子安排我们排队，却把他们自己人排在前面，后面的老百姓都不敢吱声，保安去哪里了。”

涉事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26日回应称，“经医院初步调查，此次事件无保安参与倒号的行为及证据。”并表示，目前警方已介入调查，最终结论以警方调查核实为准。

医院是否无辜，保安是否干净，医院自己说了不算。真相犹待警方调查。但是，我们记住了当事人的一脸悲戚、愤怒，感受到了患者的委屈与无奈，尤其是最后姑娘情不自禁流泪的画面，更令人动容。这段视频让无数网友感同身受，比如有网友吐槽说，看着这个患病女子一字一句、强忍泪水的诉说，“我也忍不住落泪，这视频不能看，心堵得慌”。这种情感上的共振，既源于同情患病女的不幸遭遇，恐怕也有对自身求医经历的观照，以及对医院“黄牛”猖獗的愤慨。

由于真相未明，尚无法探析视频中的指责和质疑是否都属实。但，这段视频暴露出的 “黄牛”猖獗等广受诟病的医院真问题，确实值得高度关注并确实去推动解决。

其一，“黄牛党”为何那么神通广大，轻易就能挂上号？新华社日前一篇调查报道指出，有记者在某医院排队挂号时，号贩子告诉记者：“你这位置肯定挂不上，队前面有位置，300块钱一个位，保证能挂上。”虽然有些“黄牛”也是靠体力排队挂号，但是有些“黄牛”居然拿票如探囊取物，这就应该去追查他们背后是不是与医院内部人有勾结了？现实中，确有个别医院人员和“黄牛”里应外合。报道就提到，某医院一外科医生说，他所在的医院就曾处理过与“黄牛”勾结的挂号前台工作人员。很显然，如果不除净内鬼，“黄牛党”就难消失。

其二，“黄牛党”那么跋扈，简直成为医院一霸，保安为何不管不问？医院该承担什么责任？根据视频中女孩的陈述，她所挂号的那家医院的保安，对“黄牛党”岂止不过问，简直与“黄牛党”就是穿一条裤子，既有默契，又公开为“黄牛党”撑腰。如果属实，这些保安就应该被追究责任。一般来说，院方当然不希望“黄牛党”横行，但是，如果保安与“黄牛党”沆瀣一气，前台工作人员与“黄牛党”合谋发不义之财，医院就必须主动介入。这种介入，不是简单提醒，也不是发发通知叫停，而应该配合有关部门一道打击，主动作为去为患者提供一个健康公平合理的求医环境。

其实，不少“黄牛”充斥于大医院，早已不是新闻。那些游走于法律边缘地带的倒号“黄牛党”，似乎个个有门路，患者挂不上的号，他们能挂上；也个个赚得盆满钵溢，调查显示，一般7－14元的专家号，“黄牛”转卖时至少200至300元起，有的知名专家号甚至能卖到上千元。

“黄牛党”是医院健康发展的一大毒瘤，他们灰色化生存，被打击一次就沉寂一会，但是转眼就死灰复燃，最大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太低而获利甚高，且有形危害不足但对社会和患者的无形危害巨大，因而长期以来就不是警方关注的重点，或者视为“小问题”。据业内人士介绍，长期、大量倒卖号源是扰乱医疗秩序、破坏公平的违法行为，可以按照非法经营罪判处刑罚。但从各地实践看，大多是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来认定。如果只是把他们驱逐走，或者逮住后罚点款，顶多拘留几天，而不动用刑法，恐怕就难有震慑效果。

名专家的号就那么多，“黄牛”挂上了，就是鸠占鹊巢，患者要想看专家就不得不去花高价买。问题是，对于那些为医疗费所困的患者而言，再承担高额的买号费，岂非雪上加霜？视频中的那名女子慨叹“我回家死道上了，那这社会真没希望了”，虽有点情绪化，但足以说明“黄牛党”的嚣张对人们正常求医秩序的扰乱性和破坏力,以及由此对病人产生的不可预知性的可怕恶果。

值得一提的是，北京市卫计委26日下午表示，对号贩子现象、尤其是医疗机构内部个别内外勾结行为，始终零容忍。并表示，如果市民和患者发现有医疗机构的不法分子内部勾结、扰乱医疗秩序的，可随时向公安机关或卫生计生部门提供线索证据。这一表态也间接承认了一些医院确实有号贩子，也承认一些医院确实有人内外勾结。

女孩“怒斥黄牛”视频的真相，终会水落石出。相关部门在调查的同时，应还当事人以公道，并对“黄牛党”零容忍，依法严厉打击。最关键的是，全社会都应该一起思考，如何才能让“黄牛党”无立足之地，患者看病何时不再难，何时能有尊严地看病？如果不解决掉“黄牛党”这一奇葩，医患矛盾就不可能真正消除。

    国家卫计委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1月底，全国三级医院预约诊疗率平均值达到32.1%，开展分时预约的医疗机构超过3.9万所，660家三级医院开通手机APP、微信支付等方式服务患者。

尽管多管道预约，特别是互联网预约渠道的开通，一定程度地缓解了挂号难问题，但“黄牛”大量占据优质号源的情况并没有得到改善，甚至随着技术的发展，运用抢号软件等手段，“黄牛”在抢占热门资源上的优势得到了进一步提升。通过倒卖恶炒原本几元的专家号，有“黄牛”甚至月获利数万元。

如今，“黄牛”们再不用起早贪黑守在门诊挂号处，只需要在软件上设置几个对应的程式，就能轻松网罗大部分号源。“黄牛”是隐性了，优质号源却一扫而光。如果平时不常求医问药，临时犯急挂不上号，还真会不明就里。而这番与“春运”抢票相似的景象，因挂号看病的日常性，其实对民众生活的影响更甚。

挂号“黄牛”的存在，在一些人看来是无解的。医疗资源稀缺，需求始终大于供给，自然有人为了号源去钻营，不论明渠道还是暗渠道。这种认知其实有些一概而论。就号源倒卖本身而言，其针对的是少数优质号源，即便未来医疗环境得到大幅提升，优质资源也还是会处在相对稀缺的状态。

“黄牛”越过医院给大众设下的规则，独占优质资源。一方面，医院谨守公益属性，给专家号几元至多数十元的定价，名义上地实现了普遍的公平；另一方面，“黄牛”利用自身手段囤积了大量号源转手高价兜售，严重地破坏了规则的公平，并实实在在地揽尽了医院的“惠民”号价的实惠。这里“黄牛”固然是麻烦制造者，但医院作为号源持有方，不仅有义务维持低挂号价，也在维持实质公平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具体来说，医院加强自身管理，保证号源管理上的透明公平，将医院内部的与“黄牛”相互勾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此为第一步。其次有必要类比铁道购票网站，改进网上预约平台的技术能力，有效打击“黄牛”囤号。

客观而言，各地卫生部门和医院此前也尝试了很多措施打击新兴网络“黄牛”。有医院通过实时监控后台预约号池，对每个挂号的身份证、电话号码或IP地址都有自动约束机制；也有医院要求实名或就诊卡与APP绑定方能预约。不过，各医院的打击能力和程度也因各自技术跟进进度而异，一些未能实现彻底身份绑定和核实的医院及其病患仍受号源枯竭之苦。

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保障公平挂号是公共范畴的问题，医院自当负有义务，其他公共服务部门其实也有协助医院实现职责的义务。拿网络预约平台技术水平参差来说，既然已经实现联网，把身份真伪辨别环节与公安机关连接并没有太大困难，建立双向或多向联动共同管理机制，总之，需要集中更多的力量共同配合解决问题。毕竟，社会共有之公平的维护者不仅仅是医院。

付小为 （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