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城运动”

【一个城市，无论高楼大厦多么鳞次栉比，马路车道多么宽阔平坦，走了半天找不到一个厕所去方便、找不到一个便利店买瓶水、找不到一家餐馆吃顿饭，这个城市的新陈代谢就要停止，就会成为鬼城、睡城，甚至说的难听一点——活死人墓。】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日前撰文讨论了新区变“睡城”，这个城市建设的“老大难”问题。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达3500多个，规划可容纳人口达到34亿。这个在数字意义上足以容纳世界半数人口的“规划”，并不简单地是一个“合成谬误”，也是多年来城镇化建设粗放扩张思路使然。

“产城融合”，是过去一段时间许多新城、新区开发建设时喊得特别响亮的口号。这个口号的最大问题，是见“产”、见“城”不见“人”：或是一张白纸好作画，谋求新区产业发展和城市功能的协同；或是另起炉灶，建设城市未来发展定位的承载区；或是权宜之计，寄望以新城区缓解老城区的拥堵、疏导老城区的人口、转移老城区的产业。

为达到上面三重目的，一种常用的配套“撒手锏”是区域内政府机关“拖家带口”捆绑一众“事业单位”搬往新区。抑或实施“大学城”战略。上述做法，不论引入的是“老人”还是“鲜肉”，往往很难在短期内改变新城、新区对于中心城区的附庸性和功能结构的单一性。不管每个月以什么名义、发放多少郊区工作的通勤补贴，人们还是不为所动，“身在曹营心在汉”。一下班，心急火燎地排队，等班车以返回市区的人们，成为一道独特景观。而一到夜晚就人去楼空的“鬼城”风貌，则成了此类新城、新区的宿命。

另外一种类型，是通过突击性的房地产投资建设，将位于城郊的新城、新区，打造为一块相对于市中心的房价洼地，和相对于喧嚣都市的一块静谧场所。于是，经济不宽裕的城市白领、其他工薪阶层，为摆脱和减轻沉重的房贷压力，购买新区的楼盘；生活优裕的高收入群体，为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后现代趣味，也入住新城的别墅。乍看起来，还真是人气爆棚：每到夜晚，操着不同口音的摊贩纷纷走上街头，来到大型人口居住区，烤串、麻辣烫各色生意烟火缭绕。然而，这热闹和人气仅属于夜晚，所谓“梦里不知身是客”的一晌贪欢。的确，来的都是客，甭管手里拿的是70年的房屋产权还是1年的租房合同。当太阳升起，如同路人一般“客居”于此的老板和“打工狗”们都会离开这里，向着同一个方向、向着中心城区进发。这就是“睡城”。

“鬼城”和“睡城”，正是当下国内诸多城市新城新区的真实写照。城市化本是人类文明进步和现代化的象征。这个过程是历史的、自然的，它固然可能由于人为力量而加速，但终究要受到一定客观规律的制约。在古代，这种规律主要体现在水源、粮食上。后来，人们学会了打井，这也就意味着仅靠地表水已无法满足人的生活用水了。人们也学会了开凿运河、提升运力、通畅物流，通过技术手段促进粮食增产，这使城市得以在空间上减轻了对农业和农村的过度依赖。当代的北粮南运、南水北调，凡此种种，广义上说也都是使城市相对于农村更具独立性的措施。

然而，城市的规模终究有其边界。城市的优势在于资源的集约高效。所以从上世纪90年代末以降，先后从苏南、沪郊、成都等地出现，越喊越响的一个口号叫做“三个集中”：工业向园区集中，农民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土地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集中才有力量，集中才能摊低成本。一个区域完成了城市化，也就意味着完成了道路、水电煤气等各方面基础设施建设的巨大前期投入，这样大的投入需要人口和产业的高度集聚来支撑。

这种集中应该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而非强掰硬扭、赶鸭子上架。强调产城融合之外，还要目中有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任何新城新区的建设，总要经历一个社会功能逐渐完善和提升的过程。学校、医院、商场、公园绿地等设施，都是居民安居乐业必不可少的保障，而这些设施从硬件投入到服务质量提升也要经历一个过程。过去一些年，很多城市在新城建设中生怕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贪大求全，一次性将新区周边许多农村涵盖在内，使大量农村人口未经职业和空间转换而一夜之间变成了“城市人口”。这种华而不实的城市化，除了账面上的城市化率提升，对于城乡协调发展可谓遗患重重，非但未解决农村人口市民化的问题，反而带来巨大的后期安置压力。

尤其令人困惑的是，一些城市一方面希望疏导中心城区的过量人口和功能，另一方面在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方面出台紧密捆绑居住地标识的政策，造成互相抵消和互相矛盾的效果。在放开二套房甚至多套房的配套政策协同下，这套“组合拳”的最后结果可能是：一方面城市不同城区间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布局的失衡一仍其旧，另一方面则促使已迁入新城新区居住的高收入者，由于子女入学而重返中心城区购买多套住房。这样，表面上看，郊区楼市和中心城区的二手房市场都保持了稳定甚至繁荣。但这种撇开户籍制度改革而单兵突进的城市化，除了带来一点“去库存”的非意图后果，除了进一步固化郊区的“鬼城”“睡城”“死城”之外，又解决了什么重要的问题呢？

城市发展的长久潜力在于其自身新陈代谢的能力、职业创造的活力和社会服务的实力。一个充满朝气的城市，当然应该有迂回化的市场分工，新的行业和职业才会不断细分层出不穷。这是建立在一定人口规模基础之上的。没有人气，一切无从谈起。一个城市，无论高楼大厦多么鳞次栉比，马路车道多么宽阔平坦，走了半天找不到一个厕所去方便、找不到一个便利店买瓶水、找不到一家餐馆吃顿饭，这个城市的新陈代谢，就会成为鬼城、睡城。

在“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进程中，在大型城市的建设和治理方面，我们还有太多的功课要补上，还需要老老实实地当小学生，少一些宏大手笔，多一点脚踏实地。至少在“动手”之前，先设身处地想清一个问题：人家为什么要到你这里来。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镇扩容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镇迫切希望加速发展，纷纷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7月14日《北京晨报》）

小到一座城市，大到一个国家的整体发展规划，与政府的智慧和长远眼光密切相关，也与百姓切身利益紧密相联。规划科学合理，能刺激经济更好更快发展，让民众得到实惠，增强获得感；规划好高骛远，不但于经济无益，反而会因决策失误，发展走偏，而影响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无论是一个“五年规划”，还是更长远的计划，都必须联系实际、因地制宜，科学稳妥制定方案，既不可束手束脚，迟滞不前，更不可盲目乐观，信口开河。

建设一座新城谈何容易！征地拆迁、修建道路基础设施、开发房地产等等，面临着各种不可预见的风险因素。且不说没有足够的人来居住，无人购买已经难以消化的库存，各方面的政府投资，恐怕也是一个天文数字。然而，做出如此唐突的决策，并非个别地方政府，而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否则也不至于规划的新城数量达3500多个。

一座城市的规划，往往会经过相关专业部门的反复研究、科学论证。如此违背正常规律，缺乏科学依据的新城规划，本身就是一个笑话。大家对新城建设趋之若骛，除了冲动政绩观，恐怕更多还在于少数官员“拍脑袋”决策：少数官员为了表面上的政绩，不负责任地“大跃进”，“全由我做主，想怎么办就怎么办”使得一些官员异想天开，打着加快城镇化的“号子”，轻易“拍脑袋”。所以，唯有加强责任倒查，严肃问责方能杜绝类似现象，遏制地方政府造城冲动。

小城镇的发展规划不在于大而全，不在于人口多少，而在其具有自身特色、自身优势，这才是国家所倡导，也是当地百姓所渴望和向往的。

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镇扩容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镇迫切希望加速发展，纷纷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7月14日 新华网）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工业化进程加快，城镇化发展将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此语境下，各地结合实际扎实做好中小城镇发展规划，不仅是未雨绸缪之举，是积极应对中小城镇发展的重要措施，然而，暂不说是否真的需要规划超过3500个新城新区，单就34亿的规划人口就让人感到不解和困惑，规划人口超出目前我国人口总量近2倍，这么多的新城新区究竟由谁来住？如果耗费巨资建设的新城新区没有人居住，这样的小城镇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规划的小城镇岂不成为“鬼城”吗？这样的小城市绝不是百姓所希望的。

任何发展规划都要经过科学论证、征求民意以及履行必要的决策程序，小城镇发展规划自然不能例外，这也是确保规划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发展需要以及具有前瞻性等的重要前提和基础。而且，小城镇发展规划确实需要具有长远眼光，否则，今天规划了明天却过时了，那也会造成不必要的严重浪费。但规划要具有长远眼光、具有前瞻性，绝不是说规划就完全脱离实际，容纳34亿人口的新城新区规划显然严重脱离了实际，是不切实际和浮夸的。那么，这些规划是如何出炉的呢？履行了哪些审批审查程序？又是否广泛征求民意了呢？倘若这些规划都是当地领导拍脑袋决策的，那么是否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呢？好在这些规划目前仅是蓝图，还没有付诸实际，倘若这些脱离实际的城镇规划真的变成了现实，那恐怕就会成为一种灾难，成为当地百姓心中的痛。从这个角度，有关部门应尽快责令停止这些规划的实施，并对这些规划的程序进行彻查才对。

小城镇的发展规划不在于大而全，不在于人口多少，而在其具有自身特色、自身优势，这才是国家所倡导，也是当地百姓所渴望和向往的。

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镇扩容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镇迫切希望加速发展，纷纷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7月13日新华社）

34亿的规划人口，显然存在着明显的“失真”和“贪大”。其原因，或许与城市的定位不准有关，但在现阶段，城市规划“臃肿”现象的出现，其根源仍在于规划本身严肃性的缺乏和规划权的分配失当。

这一点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今年2月份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依法加强规划编制和审批管理，严格执行城乡规划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认真落实城市总体规划由本级政府编制、社会公众参与、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上级政府审批的有关规定。然而实际情况是，每一份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的出台，其背后都存在着绕开程序的问题。

与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规划人口”对应的是，近年来各地的“空城”现象愈发多见，这是不切实际的城市规划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而规划的衔接不畅和严肃性不足，也在客观上加剧了规划的非理性。当然，城市主政者对城市的规划人口、面积有贪大的喜好，也仍是由于一种粗放的发展理念在作祟。

应该说，城市规划贪大的风气的流行，还不止由于规划权的约束不足，而是与整个城市的权力运行有关。毕竟，一些地方政府动辄“造城”，发展冲动是其一，更反映出其配置资源的能力确实很强大，所以对城市远期发展抱以盲目乐观就不足为奇。这一方面激发了政府不切实际的“造城”冲动，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市场力量对于城镇化的推动，而导致城市发展内生动力不足。

远远超出城市发展能力的“城市规划”，小则使得规划失去了应有的指导意义，毫无权威可言，大则是进一步加剧了城市发展的泡沫，导致浪费与经济风险。对于这种很明显的规划冲动，首先还得在规划权的制衡上下功夫。常识是，越是受到约束的权力，其“乱来”的几率就越小。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新华社报道,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有网友据此估算,规划的这些新城可以容纳全世界近一半的人口。

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但恐怕谁也没有想到,把全国各地的新城规划简单地做个拼图,竟然会得到如此一个夸张的画面。这直观地反映了一个问题:各级规划之间相互脱节,地方规划往往各自为政。由此也可以看到,各地都在关着门,以描绘蓝图为契机,摊着自己的大饼,而不去管甚至没想过这会给整体层面带来多么严重的问题。

有人认为,规划不等于现实,因此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然而,三四线城市楼市的库存积压就是盲目规划的恶果。其实,全国各地规划新城人口达34亿已不算什么新闻,早在2014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研究中心有关负责人就提到过这个数字。这表明,新城规划建设“摊大饼”的问题存在已久。近期媒体再次确认这个数字,有积极的警示意义:一是几年间这样的规划结果并没有得到有效纠正,这迫切需要采取措施；二是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下,为稳定增长各地各级规划批复的频度、密度在增加,应当严防规划过多、过度而再成“摊大饼”。

有些地方规划部门把规划过度解释为超前规划,认为规划过度也没有错,只是暂时超出了当前需要,解决规划超前他们缺的只是人。因此就不难理解,部分地方规划部门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抢人”。

靠规划如何抢人,这让人很难想象。但有一个细节值得关注,那就是得到批复的这些新城规划,大多带有几个关键词:以人为本,产城融合,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然而,很多规划在落实时,往往忽视了这些关键词。而恰恰是这些软环境建设不到位,让那些规划下的新城有房市无人气。被招商引资、房地产开发等各种概念炒作,消费了新城规划这个概念后,地方发展迅速沦入沉寂。有的规划无法落实成为墙上的一张图,有的新城建好而人迹罕至成为“鬼城”。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不应是一句空话。到地方采访,相关的部门负责人大多能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念得顺嘴顺口,然而谈到如何真正做到这几个字,他们又大多感到头疼不已。在东部某三线城市,当地政府设立政策:大学生落户可享受购房补贴,然而响应者并无明显增长。反倒是在当地务工的数千名农民工,有落户的意愿却难以迈过落户的门槛。这些地方有条件、有空间吸纳这类外来务工人口,但却不愿意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因此,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城市积极为填充规划而“抢人”,却又把人口进城的门槛抬得太高,拒绝潜在的新市民。

从规划“摊大饼”到“抢人”的势利眼,可以看到地方规划的扭曲和城市之间竞争的激烈。这也表明城镇化过程中,我们仍有许多课要补:人口和产业层次的提升,需要循序渐进逐步发展。如果每一个城市都定位高端,既忽视了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也容易堵住人口流动渠道,给自身发展设限。“34亿人口”的新城规划拼图戳中了城镇化进程中的软肋,如果不能有效转变发展观念、加强区域协同、切实以人为本,它就会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一块伤疤。我国新型城镇化规划已明确:以城市群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这意味着,科学的城市发展导向是中心多元结构,城市之间应该取长补短形成互补关系,而不应该继续闭门造车、各自为政、无序竞争。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在多地采访发现，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镇扩容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镇迫切希望加速发展，纷纷提出2020年、2030年人口倍增的目标。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

中国目前的人口增长，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60年增两倍。纵然能够像过去那样增长，到2030年人口规模也达不到30亿，那么，地方又是如何提出这些规划的呢？有多少规划已经开始实施了呢？

目前，从上到下都在全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加大去产能力度。而且，推进的难度比较大，困难也比较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原因就在于，前些年地方上项目的热情过高，投资的力度过大，造成了今天产能的严重过剩，也造成了社会供应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严重不协调，有效供给不足、无效或低效供给则过剩，不得不对过剩产能进行调控，对供给侧结构进行改革。

如果在城镇化建设中，特别是新城区建设中，也像钢铁、水泥、煤炭等行业一样，来个“大跃进”，那么，十多年以后，是否也要来个城镇化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再把城市“踩平”，变成农村呢？否则，将会出现多少空城、鬼城。要知道，仅仅一个房地产开发，就已经在全国出现了相当数量的空城、鬼城了，就让去库存成为了经济发展难题了。如果再建设3500个新城新区，那可就真的是空城遍地、鬼城遍布了。

我们并不反对农村人口需要转移，农村劳动力需要在新的就业机会的大背景下，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建设一定数量的新城镇，这是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也是提高城镇化率的必经之路。但前提是，必须充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坚持量力而行、实事求是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国城乡人口的数量以及发展趋势，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而不是各拉各的调、各弹各的琴，一窝蜂地都在建新城新区。如果这样，城镇化建设将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场灾难。

在目前经济发展、特别是经济实力尚没有达到可以随心所欲搞建设的情况下，任何一项城市规划的制定，都必须充分考虑需要与可能，考虑地区平衡、全国布局合理，尤其不能脱离实际再搞大拆大建。因为，前一轮大拆大建留下的后遗症，尤其是政府负债，还不知消化到何时。如果再进行如此大规模的新城新区建设，政府不仅没有能力建设，而且会造成新一轮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事实上，按照目前的经济条件以及农村居民对待城市生活的态度，城镇化建设也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而应当稳步推进。别的不说，农民进城后干什么，就会成为今后城镇化建设中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毕竟，按照多数农民的技能水平和生活习惯，是很难适应城市生活的，也是无法很快成为城市居民的。更何况，新城新区的产业如何定位，是否能够容纳足够的就业，也是一大难题。

也正因为如此，面对各地掀起的新城新区建设风潮，决策必须高度重视与关注，严格按照全国一盘棋的要求，对各地的新城新区规划进行约束与把关。凡是不具备条件或暂时不需要建设的一定要控制其建设。即便建设，也要控制好建设规划、控制好投资总量。特别是那些经济实力不强、没有条件吸引人员进城、产业提供能力不强、配套设施难以满足的地方，更要严格把关、严加控制。

【3500个新城的规划“大坑”，本质上是以巨大投入提供了无效供给。这非常具象地表明了以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为目标的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

在特大城市限制人口、中小城镇扩容的情况下，一些中小城镇纷纷提出2020年、2030年的人口倍增目标。国务院有关部门数据显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以上新城新区超过3500个，规划人口达34亿，足以容纳全世界近一半人口。

容纳34亿人的城建规划，注定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大坑”。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到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5%。目前的户籍城镇化率为39.9%，要在未来实现45%的城镇化率，大约增加1亿人的住房需求。即使把非城镇户籍的常住人口全部视作有购买力并有强烈进城意愿的购房群体，能容纳4亿人的新城规划也已足够。与之相比，能装得下半数地球人的新城新区规划，显然出现了严重的供需错配。

这是怎么发生的？把新型城镇化、人的城镇化简单等同于土地开发建设是主要原因。提高城镇化率的战略规划，被有意无意地当作了大规模建城的令旗，而不少地方本来就有按捺不住的土地开发冲动。以城镇化为名重塑城市面貌，不仅意味着看得到的政绩和GDP增长，在一定程度上还意味着增加地方升格的机会。如果城镇规模扩大，管理繁重，地方升格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由此也不难理解一些地方规划部门负责人的直言不讳：“重要的任务就是抢人。”过多考虑城镇化可能带来的利益前景，而不是注重城镇化进程中公众权利关系的调整，新型城镇化就很容易走向“土地的硬化”这条老路上。

另一个原因是，城镇建设规划是涉及土地制度完善、社保体系改革、央地事权分置等更深层次的命题，而这些命题尚在解决半途。新城新区瞄准的增量人口其实就是进城农村转移人口，其原有土地权益能否得到保障和衔接，进城后社会保障能否跟上，都还在探索当中。而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权下移，央地事权如何分配最有利于三四线城市房地产去库存，同时扩大对新市民的住房供应能力，也需跟随实践调整。在这种情况下，对地方城建规划缺少有效的宏观管理。

对于这样过于离谱的规划，纠错以减少浪费是必然的。事实上，相关的管理机制并不是没有。今年2月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制定城市总体规划要依法而行，要走本级政府编制、社会公众参与、同级人大常委会审议、上级政府审批的程序；要实现规划督察全覆盖，等等。试问，3500个新城规划，有多少走了相关程序？

3500个新城的规划“大坑”，本质上是以巨大投入提供了无效供给。这非常具象地表明了以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为目标的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性。否则，类似的“大坑”还会出现。

【如何看待今天城市房产的存量负担？就像我国当年成功地将“人口负担”变为“人口红利”一样，“存量负担”亦可以变为“存量红利”】

这几天，一则2014年初就曾爆出的“全国规划新城新区将装下34亿人”的旧闻，再次成为舆论热点。媒体报道援引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5月，全国县及县以上的新城新区有3500多个，这些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这意味着，可以把一半地球人都装进来，的确耸人听闻。

这一数字是怎么得来的呢？我国对于规划用地有1万人/平方公里的标准，一般可由规划用地规模倒推出人口规模。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算法只适用于“建设区”规划。而对于大多属于“政策区”的新区来说，并不适用。如果混淆“建设区”和“政策区”，那么占地1.68万平方公里的北京市，规划人口将要达到1.68亿，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从这个角度，新城新区规划人口达到34亿之所以可能是“神仙数”，原因也在于此。

虽然“34亿人旧闻”的命题不真，但它再次引发的舆论关注，还是提醒我们要关注城市发展中的真问题。我们都知道，过去的20多年，中国城市的发展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土地财政，它对缓解地方财力不足、公共品供给融资难，创造就业机会和提升城镇化水平等，都曾有不小的促进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财政在缺少必要制度约束的情况下，手段往往成了目的，不仅不利于优化经济结构，还加大了金融风险、透支了未来收益。从2015年的统计数据来看，全国城市存量房产创历史新高，而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创历史新低，作为曾经的制度创新的土地财政亟待转型。

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大规模的“造城运动”恐怕已经难以持续——这也是“34亿人旧闻”引发公众焦虑的原因，人们意识到了盲目“造城”增量变存量的后果。

习近平总书记讲“问题意识”，“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认清真问题，解决真问题，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发展。如何看待今天城市房产的存量负担？就像我国当年成功地将“人口负担”变为“人口红利”一样，“存量负担”亦可以变为“存量红利”。在2015年11月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提出“要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业持续发展”。而随后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更是为城市建设进行了顶层设计，提出了盘活存量、紧凑集约、高效绿色等发展目标。

可以说，未来中国的城市发展，不是大干快上，而是深耕挖潜；不是圈地盖楼卖房，而是盘活存量。通过盘活存量，为城市居民提供更高品质的城市空间，进而为居民增加生活便利、提升生活品质、创造消费条件。换句话说，今天的城市居民，不是没有更丰富的生活需求，而是缺乏这些新需求的载体。为什么上海的迪士尼生意如此红火？为什么北京的798艺术区游人如织？为什么一些城市的健身场所、文化艺术区开一个火一个？原因就在于此。今年5月印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15—2020年）》之所以提出，要通过建设用地“减量瘦身”，倒逼城市功能提升，原则上新增建设用地严控，鼓励存量转化、存量挖潜，不宜再进行高强度大规模建设，原因也在于此。

目前，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56%，相比改革开放之初不足20%的城镇化率，有了巨大进步。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率在30%到70%之间是城市快速发展阶段。目前我们的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的，发达国家也经历过同样的问题。发展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解决，我们可以从发达国家经历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通过“框定总量、限定容量、盘活存量、做优增量、提高质量”，实现城市新旧发展动力的转换，真正实现以人为本、以经济规律为基础、以促进发展为目标的城市发展。这既是城市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