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在他的专著《中国文化通史》中说：“在儒家孔子那里，妇女是受到尊重的”，证据便是孔子所编的《诗经》——不仅是《诗经》第一篇第一句便是“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中还有不少“那么善良，那么可爱，温柔多情，而又羞羞答答”的“东方女性典型”。因此，他说：“如果不尊重女性，他会编出如此诗篇来吗？”这位朋友也说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这句话，认为这只是孔夫子的“一时失控之语，并非他一贯的主张。”他说的这两个方面属于不同的层面，却可以“男女关系”一言蔽之。

认为孔夫子重男轻女的，最常用的论据，便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一般的学者都将这句话翻译为“只有女子和小人是难以教养的”的：把女人与小人相提并论，不是“男尊女卑”又是什么？这种注解过于粗疏。孔德成之《论语集注》对于此语的注释为：“此小人，亦谓仆隶下人也。君子之于臣妾，庄以莅之，慈以畜之，则无二者之患矣。”此处所说的“小人”为“仆隶下人”，此处所说的“女人”则为“臣妾”，如此注释，与下半句“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方可衔接——与他们太亲近了，他们就会没大没小，与他们疏远了，他们又会怨你——所以，这句话与不分青红皂白地贬斥所有的女人，还是有区别的。

但这并不是说，孔夫子就没有“男尊女卑”的观念。男人可以有妾，而且“妾”在家中的地位与“仆隶下人”相当，这本身就是“男尊女卑”的产物。孔夫子自己即为“妾”之所生，其生母颜氏徵在就是叔梁纥的小妾。他是知道“妾”在那个家族中的地位之低微的，但他还是接受了这种“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由此可见，即使圣人，也受他赖以生存的现实社会之局限。并且，这种“男尊女卑”的观念，还会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来。例如，周武王说过，他有治乱之能臣十人（“予有乱臣十人”），孔夫子就觉得不妥了，纠正说：“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此“妇人”便是“武王之妻邑姜”[1]。贵为周武王之妻者，还得因为是“妇人”而被孔夫子打入另册，却又惶然其他？！我那位朋友认为孔夫子尊重妇女，主张男女平等，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从孔夫子编定的《诗经》中，确实也可以窥见他的“男女关系”观，但这已不是男女平等不平等的问题，而是以情爱作为联结点的那种男女关系了。《论语》中孔子评说《诗经》的有两条，一条是：“《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另一条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可见，在孔夫子看来，男女之恋或男女之情，只要把握适中，本是无可厚非的，用《中庸》的话说，则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至于“适中”的标准，大概就在于“不淫”与“无邪”了。《诗经》有诗：“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孔子评点此诗说：“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不仅是《关睢》，就是像这样的诗，如果放在明、清之际，大概都要像《西厢记》中的“我是多愁多病的身，你是倾国倾城的貌”一样被当作“淫词艳曲”，但在孔夫子看来，却是“乐而不淫”和“思无邪”的。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比他的徒子徒孙们来得开明。

话说回来，以上两种“男女关系”，也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在男尊女卑的时代，很难有纯正的男女情爱。所谓“男女大防”，“防”的往往只是女人，她们只是男人的附属品，不能在男女关系上越雷池半步。男人在占有她们的时候，性欲多于情爱。男人可有三房四室，女人不乏贞洁牌坊。纯正的男女情爱，往往成为礼教束缚下的撕心裂肺的人间悲剧。这是男权社会的必然结果。对此，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家们无疑得承担更多的责任，倘若追溯上去，认为“男女授受不亲”乃“礼也”的孟子脱不了干系，将女人视为男人之附属物的孔老夫子似也难辞其咎。(宋志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