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泌其人，大有可圈可点之处，“五不可留”即是其中之一。

李泌决意离唐肃宗而去，“五不可留”便是他对唐肃宗陈述的理由，从字面上看，叫“五个太”或许更为合适：“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亦太奇”。这“五个太”并非李泌自吹。李亨(唐肃宗)还在东宫为太子时，唐玄宗就使李泌“与太子为布衣交”，此所谓“遇陛下太早”；李亨即位于灵武，将隐在颖阳的李泌请出来，与他“出则联辔，寝则对榻”，而且“事无大小皆咨之，言无不从”，此所谓’任臣太重，宠臣太深”；因为“事元大小皆咨之”，而且“言无不从”，李亨“收兵灵武”之后，动乱的局面便大有改观，李泌所起的作用自是举足轻重，此所谓“臣功太高，亦太奇”。按常人的思维方式，这五个“太”，本是李泌“五可留”而不是“五不可留”的理由，有着这老本可吃，有着这特殊的关系可靠，怎么舍得一走了之，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呢!

但李泌还是决意离唐肃宗而去，这便是他高于常人之处。

李泌意识到“五不可留”，因为他能见微知著，预知事情可能发生的变化。自古以来可以同患难的帝王很多，能够共安乐的帝王极少。李泌从唐肃宗听信张良娣的谗言，杀了建宁王一事中已经看出，即使是与他情同手足听李亨也未能摆脱这个老例。如今李亨“言无不从”，他尚有“不敢言者”，到“天下既安”之时，他还这敢“言无不尽”么?环境一变，君臣关系会变，自己的心态也会变。倘若迷恋于他与李亨的特殊关系，弄不好就会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所以他对唐肃宗说：“陛下不听臣去，是杀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