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来女性健康状况得到巨大改善

健康是人力资本的重要部分。一个人群的健康状况是衡量公共政策有效性的重要尺度；女性健康和安全水平既是衡量经济社会与文化发展的重要指征，也是女性地位的标志，既透视出女性的生存、发展与平等状况，也影响到后代及家庭与社会的总体健康水平。

较低的孕产妇死亡率意味着女性的健康需求可得到适当满足，且在怀孕和哺乳期可得到较好的照护。2017年中国的孕产妇死亡率为19.6/10万，处于全球最低水平之列。同时，女性的预期寿命增长更快：1978年，女性的预期寿命为69岁；2015年，中国女性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79.43岁。女性平均预期寿命的快速增长，透视出女性整个生命历程中健康水平的改善。

年轻一代受教育年限的性别差异消失

教育是个体平等参与经济社会生活、分享社会资源的根本前提。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可以拓宽获取知识的渠道，提高人们应对与解决问题的能力，拓展女性的公共参与度，提升女性的自由选择权，且可降低青少年的生育率和儿童死亡率。

不同出生队列和两性人群享受明显不同的教育机会。在1940年及以前出生的人群中，男性的教育机会明显大于女性：男性未上过学的比例仅为女性的0.5倍；男性接受初中教育的机会明显高于女性，约是后者的2倍。直到1960年以后的出生队列，两性接受初中教育的机会才开始趋于平等。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性的教育机会逐渐趋于平等：在1980年后的出生队列中，两性在基础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机会几乎没有差异；在高等教育领域，传统的性别差异完全消失，因为在包括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的高等教育中，女性的比例甚至超过男性。中国女性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2017年，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显示，教育获得的性别差距平均是5%，中国仅有3.7%，这个状况远好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女性非农就业参与水平高位企稳、就业结构持续改善

市场参与是个体独立和发展的前提，是测量经济领域性别平等的最重要指标。女性参与经济社会活动是其实现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基础和前提。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女性参与新经济的人数增多。在过去40年中，女性就业人数和在劳动力中的比重持续高位企稳。尽管因为受教育年限的提高等缘故，15岁以上女性就业人口的比重有所下降，但2017年，女性就业率依旧高达63%，居于全球领先水平。

女性的就业结构也不断调整、就业层次不断提高。20世纪80年代，尽管中国女性的就业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就业结构不尽合理，第一产业占78.7%，第二产业占13.1%，第三产业占8.2%，各类专业技术人员、机关工作人员仅占5.5%；呈现出三二一产业依次递减的结构特征。但是，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活动参与不仅靠体力、更靠脑力与技能，从而有利于女性与男性的平等竞争。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在女性受教育程度不输于男性的年代，更多的女性向金融、电子、信息等高技术为主体的高层次行业发展，青年女性已较多地进入这些行业工作。其中，五个行业中从业女性数量的增加尤为突出，分别为：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比如，2015年，女性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就业的比例达到24.9%，几乎占到1/4；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略超过男性，为51.6%；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比例也达到36.2%。可见，女性的就业结构趋向合理，就业层次明显提高。

市场参与极大地降低了女性的贫困发生率，缩小了与男性贫困发生率之间的差距。2002年，农村女性的贫困发生率达24.2%，而2010年，该数值降至9.8%，与男性的差距也从0.7个百分点降到0.4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