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作证问题

猥亵、强奸等性侵害儿童案件，往往发生在较为隐蔽的犯罪场所、通常没有第三人在场，如果未能采集到行为人的痕迹证据，且行为人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就易陷入证据不足或缺乏关键证据难以定罪的困境。此时，受害儿童除了被害人身份之外，还可能具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证人身份，但我国至今尚未制定出专属于儿童证人作证的法律制度。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0条的规定，被害人陈述与证人证言是两种独立的证据类型，因此，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受害儿童证言通常被作为被害人陈述使用，但因被害人与犯罪人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被害人陈述在某些情形下可能会被认为不够中立客观。另一方面，刑事诉讼法第62条对证人资格有明确的规定，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能作为证人，这也限制了儿童成为证人。

尽管专门的法律制度还有待建立，但在一些儿童是唯一证人的刑事案件中，因其证言对案件的定罪量刑有重大影响，儿童作为证人参与到诉讼中来的情形也逐渐增多。为了保护儿童证人权益，已有司法解释、指导性案例等对儿童证人作证问题作了细致规定。

其中，2013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见>》第18条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未成年被害人、证人确有必要出庭的，应当根据案件情况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保护措施。有条件的，可以采取视频等方式播放未成年人的陈述、证言，播放视频亦应采取保护措施。”

最高人民检察院第11批指导性案例之齐某强奸、猥亵儿童案要旨，明确指出“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被害人陈述稳定自然，对于细节的描述符合正常记忆认知、表达能力，被告人辩解没有证据支持，结合生活经验对全案证据进行审查，能够形成完整证明体系的，可以认定案件事实。”

以被害人陈述为核心构建证据链条，重点审查被害人陈述的合理性、完整性、年龄适应性以及与其他证据的相互印证性，将是未来性侵害儿童犯罪案件的取证导向之一。

（作者系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