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胜 黄静雅

农村高昂的彩礼对男方家庭特别是家境普通的家庭确实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那么青年女性是否就是“天价彩礼”的绝对获利者呢？

笔者选取福建省莆田市盛行“百万彩礼”的某村为调查地点。该村的彩礼普遍达到百万元以上，属于“高额彩礼”中比较极端的案例，但正是由于这种极端性，能更清楚地帮助我们挖掘高额彩礼对女性的负面影响，能放大女性因为高额彩礼在婚前婚后所受到的限制。

天价彩礼形成的社会原因

莆田人有闯荡天下的传统，该村人亦纷纷“到外淘金”，并在外创造了巨大财富，视面子极为重要。改革开放后，彩礼金额开始有所提升，近些年更是急剧上升至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于家底厚实的男方而言，出的彩礼越高，反衬其越有钱、在外打拼得越好。于女方而言，彩礼就代表着女儿的身价，女儿聘金越高，说明女儿越体面，娘家人也更被人瞧得起。因此，女方家庭普遍会向男方索取高额聘礼。这就陷入一个为了面子去相互攀比、恶意抬价的竞争中，从而促成了这片区域彩礼的疯涨。

在这里，本地人的方言较为难学，外地媳妇和老一辈之间的沟通会成大问题。因此，若是扩大通婚半径，极有可能造成家庭内部关系的不稳定。如果自家儿子娶了个外地媳妇，会遭乡里人议论耻笑是父母没本事、没地位。

根据福建全员人口服务与管理系统统计，该村近20年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5.87，远高于正常值域102～107。一贯的重男轻女思想，使得该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而男方又不得不在当地寻找伴侣，致使本地女性在区域婚姻市场中具有“稀缺性”，那么对彩礼数额的制订也就有了更大的话语权。

面对高昂的婚娶成本，人们想到了“嫁一个娶一个”的方式，即用嫁出女儿所得的彩礼来换取给儿子娶媳的聘金。通常来说，二者价格应当相差不多，但大部分人在嫁女时会索要比儿子娶媳时更高的彩礼，如此往复、环环加高，这种相互转嫁婚娶经济负担并妄图从中得利的行为导致了彩礼的不断上涨。

女性个人发展受限

近10年，该村有高达72.2%的女性就近嫁到本村，近20%的女性嫁往距离不远的其他村。造成该村女性的通婚圈如此狭小的主要原因正是高达百万的天价彩礼，若是远嫁，男女双方家庭会在礼金方面产生严重分歧而促使婚姻难以缔结。一个受访者说：“我认识的好几个与异地人谈恋爱的女孩子，最后都是因为彩礼的问题分手了。不是我们这个地方的人，谁愿意出那么多钱娶媳妇。”

较为封闭的婚姻圈使得该村青年女性很难通过婚姻实现跨区域流动，大量青年女性走不出当地。女性的价值被简单地定义为结婚生子、照顾一家老小，一辈子都被禁锢在家庭之中。这导致她们婚后自我技能得不到发挥和提升，很难再有个人发展的新空间。

按照当地的观念，无论男女都要及早成家、嫁人。如果女生拖到25、26岁还没嫁人，在当地婚姻市场中就处于劣势地位。不少家庭在女儿读完初中时就会让其辍学，后跟随亲朋到外地从事简单的工作，年龄到了就回乡结婚。若有些上了大学，女生即使成绩优秀，也会在“年龄越小就越值钱”的婚俗氛围下限制其个人发展的可能性，只能妇从夫业。

青年女性婚姻幸福感较低

在当地，高额的彩礼并非大部分作为女儿的嫁妆，绝大多数资金会直接被截留下来充盈“家库”。条件一般的家庭，父母为了给儿子找对象，会将从女儿身上获取的彩礼上的资金当作“二次彩礼”给儿子迎娶媳妇。

该村，媒婆撮合一桩婚事，能从男女双方各收到一笔感谢费，赚1万～2万元。春节返乡期间也是被安排“高密度”相亲的时段，过完一个春节相了二三十个人是非常普遍的。对于那些已经见识了外面的世界，有了自己的思想、主见，对婚姻的期待较高的女性，对这样的婚俗自然是相当排斥。

高价婚姻的背后是男权思维，物化女性，把女性当作家庭的附属品甚至是财产。负担高额彩礼的男方家庭会要求女性要做好“分内”的事情：担起传宗接代的责任，最好嫁过去第一年就能怀孕生孩子。

福建全员人口服务与管理系统的数据显示，该村现有人口七千余人，在近24年内仅有38人离婚，当中70后占离婚总人数的62.8%，90后仅有2个人占4.6%。笔者认为，就女性而言，天价彩礼的婚俗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了她们的离婚自主权。结婚后夫妻二人两情相投那是福气；如果无法相投，多数女性这辈子也只能为了“大局”降心相从。即使女方想离婚，除了各方舆论压力，“百万”彩礼又该如何清算，这些都无形剥夺了女性正当的婚姻权利。

综上所述，“天价彩礼”给农村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不仅仅针对男性，女性也是这种婚俗现象的极大受害者。高额的彩礼导致农村青年女性早婚，被迫放弃个人发展的权利，这种重稳定、轻质量的婚俗对她们的婚姻幸福感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

（作者单位：福州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