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我同莆田近二千名知识青年一道赴连城插队。在“修地球”的日子里，白天与农民并肩劳动，晚上在摇曳的煤油灯下，总是《福建日报》陪伴我度过寂寞的时光。

大概因为我是高中毕业生，一次开大会，生产队队长嘱咐我：给大家念念《福建日报》，好让大伙明白国内外大事。从此，我每天跑大队部领报纸，浏览一番，先睹为快，再在大会上读报，成为记工员之后，在生产队里有“身份”的读报员。

读报工作缩短了我与农民群众的距离。碰到下雨天或农闲季节，常有农民串门，在拉家常之余，他们常要求我读几段《福建日报》听听。日子长了，我与村里的一些小伙子成了知音。一次，一位“知音”突然说：“老朱，你怎么尽读别人的文章，什么时候也能看到你写的东西？”

1972年7月的一天，顶着炎炎烈日收割早稻之后，我突发灵感，伏案奋笔，第二天就给福建日报社投去一篇诗歌，想不到这首诗经报社编辑精心修改后，以《公社美景任咱描》为题在文艺版上发表了。收到报纸的那天，恰巧碰上生产队开大会，在读完报纸的新闻后，我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当着大家的面，声情并茂地高声朗诵自己的诗歌。

作品见报后，我的生活道路发生了转向。公社下到大队挂职的王支书立即向小学校长推荐，让我当上生产队一所单人校的民办教员。每月有了24元的工资收入。消息传到莆田，父亲高兴得夜不能寐。公社领导也对我另眼看待，常把我借用到公社报道组，配合中心任务采写新闻报道、编印简报等，还派我参加龙岩地区新闻报道骨干培训班学习。值得一提的是，1976年，福建日报社一支工作队进驻我所在的大队，几位记者、编辑时常逐段逐句修改我的新闻稿。他们的热情和无私，至今历历在目，令我难忘。

粉碎“四人帮”后，我参加“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我先后在一所技工学校和中学执教。上班会课，我总会安排时间给学生念几段《福建日报》，业余时间，仍然没有忘记给《福建日报》投稿。后来，我从学校调进区委宣传部，成为一名专职的新闻工作者，还担任区委报道组组长，曾连续九年被福建日报社评为优秀通讯员。

2002年10月，我从区委机关离岗待退。在一家企业担任总经办主任期间，我利用“职权”坚持订了多份《福建日报》。去年，我又被一家单位聘用，专职新闻报道工作。近一年来，我笔耕不辍，给《福建日报》、《海峡都市报》等报刊撰稿乐此不疲。前几天，九十高龄的老母亲问我，最近在忙些什么？我告诉老人家，还是给《福建日报》当通讯员。她一本正经地嘱咐道：“通讯员是送信的吧？孩子，你要把信送好！”